消解炼金术

2023年2月14日

莱拉▪良质哲学的续写

如果说《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故事可以概括为父子间的双向救赎，那《莱拉》的故事梗概就可以概述为斐德洛对莱拉无效的单向协助。作为《禅与摩托车》的老读者，在《莱拉》汉译版推出后很快入手并展开了一轮阅读，文体与前作一如既往相似：哲思与剧情双线穿插，主人公不再是“我”而彻底成为从《摩托车》中被解救后回归大众视野的斐德洛，故事从对莱拉的回忆开始开启篇幅，《摩托车》中尚未展开完全的“良质”哲学也再次回归并借由剧情线性叙事之外的杜森伯里的回忆缓缓展开。

相较于本作，前作《摩托车》的体裁更适合于被定性为波西格个人整合的回忆录，通过肖陶扩的仪式，完成一座具有自我回归与整合之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哲思的片段夹杂在叙事中，萦绕脑中却囿于病态的审判无法公之于众的，当“我”仍然背负着旧日的罪名却最终与克里斯双向和解时，作品中人文关怀的意义超越了文章间有限展开的哲学价值。但《莱拉》的重心却相反，相较前作频繁穿插成为主线的叙事回忆而言，续作采选了更多的笔墨去勾勒良质的哲学观点，比较起情节与思辨二者间的分量，故事无疑成为串联起良质哲学整体交代的叙事线索。

杜森伯里的回忆将斐德洛最初规划的良质哲学的落笔点引导到印第安人的生活模式：对于印第安部族分食佩奥特掌（LSD的原材料）的行为，印第安人称此仪式的意义在于“去除他们当下生命的幻觉，揭示了他们脚下被埋藏的真实”。斐德洛跟随研究印第安人人类学的同事前往并参与进这个部族的活动里，在这场仪式间，斐德洛察觉到自身意念一分为二的体验：暗面的体验鲜明地揭示了出自身对留在这一部族里的渴望，明面却抗拒着这种与日常熟悉的舒适区里相背而驰的体验。这种矛盾的体验让斐德洛的思考进一步展开，他意识到：印第安文明与现代文明看似如此对立的两种文明，前者却正是后者发源的源头所在。

如果你列一张清单，记下欧洲的观察家所描达的美国白人的特征，你会发现这跟美国白人的观察家们所习惯赋予印第安人的特征多有重合，更进一步，如果你再把美国人用来描述欧洲人的所有特征列出来，你会发现它与印第安人对美国白人的看法也高度相关。 为了佐证这一点，斐德洛打算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展示牛仔多么像印第安人，而是要展示印第安人多么像牛仔。为此，他找到了人类学家胡贝尔对夏延印第安男性的描述。 矜持而庄重……[夏延男子]……行动时有一种安静的自信感。他谈吐流利，但绝不随意。他关注着他人的感受，友善而慷慨。如果被招惹，他不轻易发怒，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他在狩猎时生机勃勃，在战争中崇尚奋勇前进。对待敌人，他毫无仁慈悲悯，而且以残暴为荣。他深谙礼仪之道。他既不轻浮，也不木讷，常常一言不发，但也会展露出轻微的幽默感。他在性上是压抑的、自虐的，但这种自虐是通过文化所认同的仪式表达出来的。他在艺术上没有表现出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但是他牢牢地掌握着现实。他以刻板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问题，同时又表现出 显著的重新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的思维高度理性，但又浸染着神秘主义色彩。他的自我很强大，不容易受到威胁。他的超我，正如在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对自己本能冲动的掌控中表现出 来的，具有强大的支配性。他成熱、沉静、从容不迫，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安全感，能够建立舒适的社会关系。他高度焦虑，但这种情绪以制度化的集体表达模式被传导出去，并得到满意的效果。他很少表现出神经质的倾向。 如果这不是对威廉博伊德在三五十部电影中饰演的霍普朗卡西迪的刻画，那就找不到更精准的描述了。除了关于印第安人的神秘主义这一点，胡贝尔对于夏延印第安人的刻面近乎完美。

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人仍花费“数百万美元”去观影，恰好印证着某种深藏内心发挥效用的信仰尺度，有如印第安人所言“去除他们当下生命的幻觉，揭示了他们脚下被埋藏的真实”的精神呼应的需求。如同被现代文明神秘化的印第安部族分食佩奥特掌的仪式，电影成为现代人精神或信仰唤起的另一种宗教仪式。

囿于现代人类学研究的限制（人文学科试图以物质实证去反推文化，但文化不属于物质，就如同尝试以秤砣称量色彩的质量），斐德洛放弃在印第安人类学的赛道上拓展疆土，转而回归到这个他更熟悉的领域来创作表达同一主题的良质哲学：不被心智科学所认同的原始文明却实实在在地应用在现代人的精神中，正是这些存在并发挥效用的价值内容被斐德洛命名为良质，而良质不被接受的最大原因在于与实证主义之间的矛盾：实证主义作为经验主义的分支，否定良质的经验属性。但在斐德洛认为，良质之价值却比主客体的实在更具有经验性。

用另一种假说来解释：人不可吸收到除感官或感官提供的信息思考之外的人类知识，但艺术、道德、信仰等形而上领域的经验却同样可验证不为心智所看到的先验的存在，它们如同一种隐性的情结，通过吸收外部材料后才得以在浮出意识的潜意识意象中显现，脱离现实的梦境，或缺乏线索或依据的意指，被荣格提出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原型概念恰也与良质有异曲同工之妙。

斐德洛最终的实验方向决定以形而上学的工具将各处一段的良质与实证主义连接起来，又即：将东方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相连起来。

但瑞乔的发难让斐德洛陷入了被攻击的混沌中，斐德洛提出的良质却恰好在这个时代给反因果的嬉皮精神做背书（《摩托车》踏东风一举成为时代畅销文学），瑞乔责问斐德洛莱拉与罪犯是否也具有良质。瑞乔用维多利亚式道德抨击被其划分入嬉皮阵营的良质观，但讽刺的是，瑞乔却恰好是一个与维多利亚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人，他的发难仅仅依赖于身处权威高地的优势，给损害自己某一情感的人以混乱。借由这被扰乱引发的思考，斐德洛以良质形而上学的哲学原理补全了主客体形而上学在厘清价值概念上的缺陷，《禅与摩托车》里反因果的重要观点再度以“磁铁与铁屑”的案例被提及：相比于说“磁铁是铁屑向它移动的原因”，你可以说“铁屑认同向磁铁移动的价值”。因果和价值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蕴含一种绝对，价值的隐含意义则是一种偏好，这也是经典科学的绝对与量子科学选择的冲突。反因果并不意味着放弃人类天赋，而是以人类的天赋否定桀骜又脱离实际的认知霸权，尽力而为以更贴切客观中立的视角描述更远离意识臆想的客观实际。

随后斐德洛做出了良质应用的重要切分：良质包含跃动良质与静固良质，后者又被区分为无机、生物、社会、心智（N、F、S、T。25/10/20回顾批注）的四大分类。斐德洛将瑞乔质疑的莱拉定性为拥有生物的良质，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对静固良质的切分分类似乎又陷入主客体形而上学一般硬性分类的桎梏中去。但基于这一分类斐德洛又指出不同阶段的静固良质也有彼此相克的关系。莱拉的良质让斐德洛既感到吸引，又感到困惑，既感到熟悉，又感到抗拒。

良质形而上学的整体框架至此搭建完毕。

第二部的斐德洛带着初成型的哲学体系回归了流动的城市，他意识到个体与集体间具有的冲突，在脱离个人之外，似乎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巨人”，它不属于人，属于天外之物，它创造着文明，让文明为己所用，人类只是居住其中，成为其自由挥洒笔墨的材料。再一次想起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宏观或微观的文化之中，只是人类自以为在创造，实际上只是不断呈现原始心灵中既有的宝藏，被斐德洛称为良质的价值体系，或精神，或信仰，牵引着群体跃动着。不同的价值仿佛“众神”般彼此吞并，名声仿佛就代表着吞并的实力，斐德洛指出这一“高吃低”的行径是不道德的。群体文化免疫系统对超出“群体叙事认知”的事物、现实或人物都擅长发起一视同仁的攻击与驱逐。如若良质没有优劣是非之分，引起纷争与灾患的都是日渐膨胀的集体霸权，对权欲管辖范围之外他者精神与思想的整风与围捕。

斐德洛对此道德与否的判断恰是在强调静固良质的大众性与社会性的危害，实际上每个个体都具有个体所属的静固良质，即便在宏观角度看来如同“道”与“逻各斯”二者所代表的不同社群的文化差异。但名声只决定这一价值对外的影响，在外的彰显激发个体内部尚未觉醒的精神，并引导它被一并激发。精神激活会有自发外化的本能，个体却习惯于在外界的争取中迷失了自我，才出现了对主体性的斗争。实际上没有客体能够剥夺个体的主体性，那种价值或精神的“侵略”与“入侵”也成为个体的自发唤醒与吸收。感受到被吞并的本质是遭遇吸引：外部信息干扰内部已激活的既有价值，若要完成对抗须以个体精神的进一步外化去阻止个体体验的偏离，即：必须百分百地发挥个体能动的体验与注意。入驻客体被动体验到的打动与唤醒主体主动体验到的打动的价值所蕴含力量的深浅广阔程度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不可避免外界闯入的互动中，主体性时刻抗争或臣服，静固的部分是个体的常态，弹性的部分成为无休止的跃动的追求。

第三部的叙事占比较之前章节则更大，思辨从个体到集体现实中更进一步的回归。剧情中莱拉进入了斐德洛曾非常熟悉的精神崩溃状态。在斐德洛深思熟虑后做出搭上余生陪伴莱拉的决定时，莱拉却离开了。出乎意料的开始，突如其来的结束，船舱里寂静，只留下莱拉捡来的破娃娃。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像那样低着头。这是最让人心碎的一幕，她身上最吸引人的东西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目光灼灼的样子，那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只忠实于自我的人才有的样子。 现在，那种东西不见了。

生物良质是他给莱拉刻上最刻板的章，在斐德洛的认知里，他并不具有了解莱拉所想与莱拉是谁的能力。那曾托付于他手上的盲信，女子脱口而出的那句“你是一个独行侠，跟我一样”背后的意义并不为他所知。具有某种相同孤僻特质的同类气息，曾精神崩溃与正面临精神崩溃的，冲突后的斐德洛计划着拯救的同时，信念却已在莱拉处崩溃瓦解了。不知斐德洛计划着拯救的背后目的是否出自于自己破碎的曾经，还是单单出自于对自身价值的捍卫，他目送她离开，所有不解都没有答案，他放弃去撰写一个答案。

挥别一切后，斐德洛回到船上，感到一身轻松，他想起来杜森伯里与印第安，故事是这样结尾的：

美国人不需要到东方去学习神秘主义的东西。它一直就在这，就在美国。在东方，他们用仪式、熏香、宝塔、唱诵，当然了，还有年入数百万美金的庞大组织企业来装点它。美国印第安人没有做这些。他们的方式是全无组织的，他们不索取任何东西，他们不大张旗鼓。这就是人们低估了他们的原因。 斐德洛记得，在那次佩奥特掌聚会结束之后，他对杜森伯里说过：“印度教的认识只是对这些的低级模仿！在那些虛张声势的东西开始之前，这一定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他还记得，弗朗兹·博厄斯曾说过，在原始文化中，人们只谈论实际经验。他们不讨论什么是德性、善、悉、美；他们就像我们未受教育的阶层那样，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不会超出特定的人在特定情况下表现出的德性，不会超出他们身边族人的善行与恶行，不会超出某一个男人、女人或东西的美。他们不谈论抽象观念。但博厄斯说：“达科他印第安人认为好是一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他会对某人说“看顾你的好”，而不是说“好好的”。 确实如此，斐德洛想，而且非常客观。但这就好像一个探险家注意到悬崖的侧壁上显现出一条巨大的纯黄色金属矿脉，他打开日记，记下情况，然后，到此为止。因为他唯一的兴趣只是事实，不想深入评估或解读。 好是一个名词。足矣。这就是斐德洛一直在寻找的。这就是越过围栏，结束了整场比赛的本全打。好，作为一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良质形而上学”的全部。当然，终极的良质不是一个名词或形容词或任何可以被定义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整个“良质形而上学”缩减成一句话，那就是它了。

良质的草图或莱拉的故事便至此结束了，但斐德洛与好的哲思却呼应了故事的开端：等待回归的印第安旧地，旅途仍在继续。

2023年2月12日

存在主义伴侣对照组▪真实的承受与无能的逃避

29年春天，波伏娃的身边出现了不再会缺席的一生伴侣萨特的侧影。第二性的社会身份却给予了波伏娃真诚的力量，让她以真实抗衡而非生存于依附外界的仇恨或臣服的幻影之上。作为她灵魂与思想上如影随形的伴侣，萨特以自身“第一性”视角的生存态度成为波伏娃的对照组。开放关系对波伏娃而言意味着毫无保留地给所有伴侣们自己能给出的全部，于萨特而言更多却意味着靠征服去证明自己，甩开虚弱无能缺乏魅力的阴影头衔，在这段开放关系中，波伏娃仍被萨特视作他本质的爱，在他们间这份永恒的伴侣关系里，萨特看到了唯一一份势均力敌相伴与同行的可能性。

早期萨特在学术上已显出其独到的天才，而随着厚积薄发后期的波伏娃与时俱进愈发趋近于严谨与完善的智慧也很快让萨特明白：绝大多数时候二人间的争论总是海狸正确。智识上的交锋让他们彼此成就，萨特总在波伏娃的引导下撰写出更完善的体系，波伏娃也依赖这份智识与心灵上绝对的平等去更勇敢地对抗外界的阻碍，这份勇气让她得以身体力行地对抗一切非议成为“泉水”：

“我有一种很确定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特，我感到自己内心极其丰富，而且这种丰富会留下痕迹，我将会说出被别人倾听的话，我的生活将会是一孔供他人不断汲取的泉水，我很确定这是我的使命。”

萨特与波伏娃最大的冲突在于他们所应用哲学背后的本质，正如序言中的这段简短概括：

萨特不惜笔墨来论证他者对自我的物化“凝视”。他认为这种“凝视”会将我们囚禁在臣服的关系中。波伏瓦对此持不同观点，她认为要过好一生，人应当被他者看见，但必须以一种对的方式被看见。

萨特的选择是成为凝视者，以主体的权欲去统治个体所见的这个他者无处不在的世界。这一哲学观点看似具有一种不自我提及的坦率（一如萨特回忆录自传的《词语》只写到自己的12岁），背后却过分依赖那种充满虚幻力度的希望的遐思，以及尽己所能地蔑视脆弱或苦难，仿佛它们不值一提，但蔑视的实质却是逃避处境（这最终也成为萨特的死穴）。波伏娃与萨特关系间最初的罅隙也在于萨特无法忍受波伏娃在其面前流露脆弱：

在扎扎葬礼的前一天，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矛盾爆发了。萨特指责波伏瓦太过沉溺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之中，波伏瓦为此流下了眼泪。波伏瓦说：“这并不是苦涩的眼泪，而是孕育着一股力量的眼泪，从眼泪中我感觉到自己心里女神的崛起，那个从长眠中醒来的女神。”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波伏瓦和萨特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每当波伏瓦情感上需要安慰的时候，她会去找别人而不是萨特。扎扎去世之后，波伏瓦去找了埃莱娜。

同时萨特对自己或其他的情人也都保有统一的标准：

当时21岁的萨特在给西蒙娜·若利韦的回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她感到恶心： 你是希望我看到你的忸怩作态就态度温柔起来吗？你以为我会因为为了你好，为了我好就改变立场吗？我一度也想要搞这种戏码……但现在的我憎恨和鄙视所有像你这样陶醉在自己的忧伤里几个小时无法自拔的人……要知道，伴随忧伤而来的总是懒惰……你我相隔500公里，你以为你写信告诉我你的忧伤，我就能跟你一样沉湎于忧伤情绪中吗？要是能这样，那你干脆写信给国际联盟吧。

波伏娃的选择是面对成为被凝视者的处境，如同“第二性”的承受者所无法避免的那般，她不逃避这个现实。在这种果敢的选择下，波伏娃没有出于呼应凝视者愿景的抗衡或臣服去爱人（“1929年，波伏瓦仍在权衡自己要不要选择萨特。9月2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萨特不懂爱情，尽管他是个情场老手，但是他从没有真正地经历过爱情。”），相反，她以一颗无比真挚而严肃正直的心去爱她所有的伴侣与友人，她欣然接纳爱人向自己袒露的真实与秘密，也同样诚恳地接纳爱人的脆弱与苦难，无所谓自身价值是否在他者眼中的世界里被利用或榨取，波伏娃不逃避他者的凝视，以自身的真情去应对，在凝视与流言中，义无反顾地成为“人”本身。

二者的异同在波伏娃的一位情人朗兹曼看来便是：

“波伏瓦与萨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使得他们处于抑郁或绝望的边缘。在萨特身上表现为“忧郁和消沉”，他用安非他命、写作和调情诱惑来对抗这些情绪。在波伏瓦身上，这表现为朗兹曼所说的“爆发”： 坐着、站着或躺着，在车里或步行，在公共场合或私下里，波伏瓦会突然猛烈地抽泣起来，全身上下因为喘气而颤抖，心碎不已的哭声不时被无法表达的绝望打断。我不记得第一次了，在我们一起度过的七年里，这种事发生了很多次，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从来没有与她做过的什么错事或不幸联系在一起。相反，她似乎是撞在了幸福的岩石上，被幸福撞碎了。”

萨特选择避开以化解迎头而来的重击，巧妙地通过将重心安全着陆以应对，波伏娃选择以强烈的生命去承受它。若类比推巨石的西西弗斯，萨特会是始终想着终有一天会成功的希望将巨石推上山顶的人（活在未来），波伏娃是承受每一次滑落的悲痛仍被“幸福撞碎般”地把巨石推上山顶的人（活在当下）。

仍有出路化险为夷时，萨特的天才乐观让他应对险境的力量如同波伏娃一般强大，同时他的轻盈与戏谑又为其增添了一丝玩世不恭的桀骜魅力。但当希望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地导出谜底与答案时，精神与灵魂将再也无法避开这重击。衰老与消极的生活习惯让晚年的萨特彻底失明，从起初坚信着终有一天会恢复光明以维系自己即将燃烧殆尽的生命力，到无法再哄骗自己这一不可实现的幻景，萨特郁郁终日，正成为了他年轻时日最憎恶的那一类人。萨特曾作为一个时代最伟大的存在主义风向标的代言者，花费一生精力向外界证明着如何对抗生命之虚无与荒诞，成为众人争相效仿的精神偶像，却终了无法面对人生最后“衰老”的终极课题。

现代文明仍在逃避面临这种处境，人类推出对婴幼儿的关怀，对青少年健康的教育，对中年危机的关注，却以敷衍的“关怀空巢老人”的口号跳过衰老的老年阶段，直接步入了临终关怀。人们倘若坦然地看待一瞬而过的死亡，却仍对漫长的衰老感到惶恐与不安。老年所接触的外部因素与婴幼儿时期最为接近，不济的精力与体力，认知与协调能力的衰退，外部能实现的刺激因素也如此有限，与保温室里的初生儿一同成为唯二被隔绝在世界之外的两个群体，也终将如初生儿一般体验几近于无。但没有人会对新生感到如衰老一般悲凉或渴望逃避，当胎儿尚对“希望”或“未来”成人所寄托的概念没有认知时，他们仍然隔绝着一切外界丰饶多姿的干扰以最纯粹的状态存在着。

若人类天生残疾却没有残疾的概念，犹如另一物种一般，无非似水中鱼不着陆，林间鹿不善水，鱼鹿鸟都自在游水跳跃或翱翔，衰老的狮子也不为自己丧失猎捕能力而唉声载道。

相较于其他生物（如果如人所揣测的那样），人进化出面对衰老时显然赘余的意识，从诞生走向死亡，如衔尾蛇之环般首尾相连而非中途截断，割舍去所有入侵带来的干扰后回归最初的纯粹成为需要耗费一生去再学习的技能。

衰老的课题迟早会浮现回大众的视野，作为无可避免的最后一段人生旅程，赤子的初心理应在衰老里得到朴素的回归。

2023年2月2日

戏梦巴黎▪互文三重奏：一体，孪生，或分离

双胞胎间初次向Mathew暗示的超出手足之情的暧昧的晚安吻，再转向Isabella同样赠予Mathew的晚安吻，熄灭发梢的火，Isabella从孪生世界封闭的黑暗中走向点亮灯光的外部环境，从Theo的一侧走向唯一有“门”的通往外部世界的Mathew一侧，《the dreamers》前情提要的序章至此结束，正式的故事剧情拉开帷幕。

如果要一句话总结这个故事的梗概，也许可以总结为三者间彼此拉扯的故事：拥有不同动机不同倾向不同意愿的三者间寻求一种和洽的相处乃至生存模式，故事从Isabella的实验展开：兼顾着融合三者合一的生命，或者说，兼顾着内外世界统一的生命。正如序章就展现出双胞胎间的默契，Theo与父母的矛盾与Isabella与父母间的亲昵，或沉浸在三人的封闭世界内淋雨回家借口全身湿透无法接电话时Theo的侧面表态：与对父母愤恨不满的兄弟所不同的是她无法如同Theo一般忽视乃至仇视他们，Theo所代表的双胞胎间不问世事的乌托邦与父母和Mathew所代表的真实可触的外部世界在直接接触中是水火不容的，但它们各自构成Isabella世界中无可替代的一半，于是为了维系个人世界的稳定和完整，Isabella以自身作为纽带，成为联结Mathew（外）与Theo（内）的中转站。

双胞胎间的默契出于知根知底后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相互协助，如同他们互为彼此的另一半灵魂一般，Theo属于Isabella的部分毫无异议地协助姐妹进行这个结果未知的实验，如何让Mathew参与？双胞胎间设计引诱，以猜影名的形式向Mathew介绍游戏的规则，借助Mathew迅速响应游戏的这一踏板，Isa与Theo拉拢Mathew一起打破《法外之徒》的奔跑记录，而这成为融合实验正式启动的标志，随着三人在卢浮宫外互相搂抱着庆祝道：“we accept him, one of us”，Mathew毫不知情地步步迈向双胞胎间暗中谋划好的陷阱。

对Isa而言，内外世界最大的矛盾在于乱伦禁忌，对Theo的爱满溢之余却无法忤逆父母所代表的现实世界中的道德伦理，在以兄弟的自淫拉开孪生子交媾仪式的序曲后，她与Theo联合诱奸了Mathew，通过Mathew这一媒介的交合亦成为仪式中无比重要的一环，正如结束时Isa看向Theo的眼，Theo确认般地接收Isa处子的血，更耐人寻味的是两次响起的警报，似乎暗示Theo理想的窗外的暴乱，Theo在场佯装毫无波澜却漫无目的地往锅里煎完厨房里所有的鸡蛋，Isa最后的哭泣。对内的仪式仍然无法抹除那些难以下咽的伤痛，在幻想仪式中作秀的双胞胎亦无法割舍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即便以异化的方式释放出来，即便它仍未打断实验的推进。

在影片中，Theo对Mathew的态度一向鲜明：属于Isa的部分洋溢友好亲昵与热情，属于自身的独立体验又让他无缝切换于那种敌意与仇视，如同对待父母一般的敌意与仇视，正是无法调和的隔断的孪生桃源对开放真实外界的敌意与仇视。最典型一例是在影片中第二次展示的Mathew与Isa交合镜头后，Theo浑身着衣地躺在赤身的Isa旁边，在Isa满足地沉睡于暂时的三合一的内外和谐中时，Theo不留情面地告诉Mathew：“It wasn’t always meant to be the three of us（我们三人不会永远在一起）”，用力侧身面朝Isa沉睡过去。但Mathew的表态却接纳着Isa的实验结果，他尝试向Theo分享手指上的蜂蜜，彬彬有礼地道谢，说道：

“You know, for me, you’re like two halves of the same person, now you’ve made me feel like I’m a part of you（对我来说，你们就是同一个人的两部分，现在你们让我感觉我也属于你们的一部分）”。

Isa的实验在Mathew处大获成功，但是实验变量有三，无法感受和洽的任意者都拥有着一票否决权，Theo的异议毫无疑问意味着实验被推翻。

三人的小餐桌上，Theo上身着漂亮正式的绿丝绒西装，代表着为Isa而维系的表面的和谐，起身却赤裸着下身，代表着自身对Mathew所明目张胆展示的敌对，Theo带回来垃圾回收处翻到的香蕉，Mathew接过它，以剥香蕉的隐喻终结了无法违背实验变量之一的Theo意愿存在的和谐融合的幻象，提出新实验的走向：手指戳进香蕉头部区域，一根完整的香蕉一分为三，掉落在餐桌上，三个人各自领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在Isa的融合实验走向失败后，Mathew的实验预期是导出分离。

三人在浴缸中共浴的良辰只有片刻，如同无法永恒维系的幻象，Theo拔掉浴缸的塞子，Isa的月事也在这一关键节点来临，分离的实验有些粗暴地开启——但正如同Mathew响应双胞胎的实验一般，双胞胎也配合着响应Mathew的分离实验。

实验从顺利的单独约会开始，Mathew与Isa富有小情趣的共饮互动，电影院后排的拥吻，似乎分离实验一切进展顺利，直至走近商店壁橱的电视，不在场的Theo通过Isa之口再次出现，Isa说道：Theo和我从不看电视，我们是最纯洁的。电视象征着真实的世界，双胞胎的世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尽兴活在幻想里，这种体验被Isa概括为纯洁，但那纯洁也具有瑕疵，正如他们无法完全地独立于世界，Isa无法迈过乱伦禁忌的世俗门槛，交合仪式中Theo沉默的烟与Isa流下的泪，甚至再往后Isa如同Mathew一般冷笑着对Theo的“我也爱你”说道“that‘s funny”，并非对真实的客观世界全然不晓，如同餐桌上Isa对Mathew说：想象这是国宴，Theo毫不掩饰地拒绝品尝，不知情的Mathew温和地尝试，如同他自以为已融入双胞胎之中，当答案无法在双胞胎中成立时就成为幻象，真正能够将幻象升华成事实的反而是对孪生子的心结一无所知的Mathew。

回到家中，镜头给到那双未知闯入者的女人的黑手套，与此同时在前面铺垫了的属于Isa的另一半世界的无数伏笔正式揭晓：那一半构成Isabella完整精神的连通着真实世界的时空。干净整洁温馨的房间，装满小女孩的收藏品，枕头上一左一右摆放代表着Theo和自己的大小玩具小熊，床头柜上父母的房间，以及Isabella坚定表达的“no one’s making love on my bed”。

戴着在Theo房间内的女人黑手套的Isa以维纳斯的惊艳扮相出场，她打破了上一句誓言，让Mathew在床上为自己口交，并且交付出了新的台词：“I can’t stop you, I’ve got no arms”。正如整合与分离的实验她都仍可接受，正如她房间所代表的世界与和Theo的“狗窝”所代表的世界无法权衡二者的轻重，一半的自己与另一半的自己，面对整合或分离都无动于衷的妥协，直到影片前段曾出现过的属于双胞胎的《La Mer》再一次在隔壁房间响起，Theo的道别，分离的序曲，尊重Isa意愿的离别。而这告别的旋律刺痛了她，陌生女人的笑声击溃了她，崩溃的Isabella找回了她“遗失”的双臂，拍打着房门，推开了Mathew，以竭尽全力的歇斯底里终止了分离手术的进行。

场景回到了三人共处的画面，矛盾却恒在，三人意志各朝一头地相互抗衡，从Theo抗拒的内外合一转向Mathew引导的分离，再回归Isa无法舍弃任一方的整合，若顺势发展在结局最终揭晓前也只会成为无休止的三人拉锯战，Isa紧倚深情表白的Mathew道了晚安，转朝Theo索取forever的承诺，尽可能地维系这一现状是她的愿望，但并非如看上去那般困倦的Theo没有响应，正如矛盾恒在，无法轻易许下违背个人意志的承诺，Theo也不会接受连通外界有Mathew在场的forever。

但电影终将迎来比生活更快速的结局，导演安插了父母突如其来的回归，目睹了子女与青年的赤身安睡，先一步醒来的Isa通过桌上留下的支票意识到父母曾在场，世界的稳定轰然倒塌，正如她向Mathew回答过的一般，如若父母发现自己与兄弟间的关系，自己就去自杀，以极端的形式捍卫自身世界的完整，她践行她的原则。拉好煤气管的Isa躺回Mathew与Theo的中间等待悄无声息的死亡，一块红砖砸碎窗户掷入三人的房间。

随着Theo与Mathew的惊醒，Isabella收起了自杀用的煤气管道，并哄骗他们煤气泄漏提醒用的二氧化硫是户外飘来的催泪弹的味道。三人冲出家门，规模庞大的示威暴乱展开，幻想的舞台扩大，化作一种伸手即可触的现实，Isa收起了煤气管却完成了在父母世界中的自缢，Theo乘着暴乱的东风再无顾虑地冲向前线，仍站在现实世界中的Mathew无法再挽回已经全身心属于另一剩余世界里的Isabella，双胞胎抛掷出燃烧瓶后紧拥着蜷缩在障碍物后，落寞的Mathew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

但这不体面的告别内核并非如表面所见地出于Theo与Mathew的政见不合，Theo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一团无头无尾的激情，如序章点燃的发梢与谢幕扔出的燃烧瓶。矛盾点正如影片中间他的运动同伴埋怨他近来失联无法指望，再如Mathew指出他借Maoism表达激情却安居室内地喝着高档红酒，所谓的政治理想无非只是一片美化后充斥着戏剧性的假象，空有一副无伤大雅却经不起推敲与细看的皮囊，Theo借这一充满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理想容器完成一种对现实入侵的更仿真的表演，寻求的仅仅是那戏剧化的激情本身，最后的分别在狂乱激情的表皮下，内核仍是对那无法容忍必定打碎内在幻想的内外合一世界存在的敌视，以及对Isabella不言而喻的独占的爱的拉拢。

Isabella是连结二重世界的纽带，左边向内的孪生而封闭的Theo，右侧朝外的开放而真实的Mathew，孪生的一半借激情与纯洁的名义追寻的是爱，闯入者的一半借爱的名义迷恋的却是双胞胎所意指的激情与纯洁。双胞胎以梦想家的姿态坠入现实，Mathew在现实的姿态下遥望着梦想。The dreamers，是成为幻象的人，也是遥望着幻象的人，Isabella的左或右，Theo或Mathew，撰写或参与过童话，都曾成为梦想家。

后记

三刷《梦想家》，注意到的细节自然较初遇与二刷时多得多，比起最初倾向于一眼惊艳的孪生子也在细细品味后转朝白向我点出的偏心于Mathew的角色。孪生子服务于爱扮演着自欺欺人的幻想，Mathew却对他们的自欺信以为真，如同孪生子间除了爱以外的所有体验都可能是虚假，Mathew融合时的全部体验却唯有真实，正如他不留情面地指出Theo的理想漏洞，也坦率率真地感恩融合的体验，在影片中相较于惊艳开场与收尾的孪生子，细细品味后才察觉出闯入者更难得的赤子之心，唯一统合了内外双重世界的人，不是Isabella，更不是Theo，反倒是Mathew，而这种坦率的统合发人深省。与此同时也不由得由衷反思，初见时觉察到的孪生子的惊艳，究竟是出自那纯粹的动机展现，还是那抢眼却有毒悖论一般的迷狂与热烈？

2022年12月20日

地下室手记▪身份失格与拉锯式救赎

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我认为，我的肝脏有病。然而，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病情，甚至大概都搞不清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去看过病，尽管我尊重医学和医生。何况，我还极其迷信。唔，即便如此，我仍旧尊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不至于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去看病的。对此，你们大概是很难理解的。唔，可我却心知肚明。当然啰，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和谁在赌气。我也十分明白，我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决不会使他们受损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会损害自己一个人，而不会伤及任何人。然而，尽管如此，如果说我没去看病，那还是因为我在赌气。肝脏疼痛，那就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地下室手记》便以如此一段充满陀氏风格的地下室人自白开启了由十万字铺陈完毕的小说篇幅，围绕着“我”是如何的人展开自白，强调自己宣言的病情，而后开始近乎有些长篇累牍不能参透其真实含义地拉锯：“我”的肝脏病了，“我”绝非迷信，但是“我”仍然迷信，所以“我”不前往医院，是出于赌气，但这除了损害自己外不会损害任何人，即便如此，“我”仍然选择赌气。

而没过多久的几个段落后又出现了地下室人的另一端与上一段文字表达冲突的自白：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己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才能有所成就。

在开篇即声称的个性凶狠没过多久就再度被自己迅速驳回，作为整部作品最特色鲜明的车轱辘话一般的语言模式，它会贯穿《地下室手记》的始终，你无法判断出它究竟是饱含着真诚还是用于讽刺，这种不断在同一事物判断上的先肯定再否定或先否定再肯定就这样嘲弄着每一位试图把文句信息认真吸收对待的读者们，但是即便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中地下室人的表达似乎语义不明，含在其中却还有一种更真挚也更深刻的反思含义：对于身份与自我价值的深深质疑。

在地下室人意识流的狂乱自白中不久读者们就可找到与其“自我认知”身份定位相关的线索：主角“我”是一位领取微薄工资的“八等文官”，正如“我”的自我表达来回肯定又否定的态度一般，这个蝼蚁一般微不足道的“自我定位”也成为了地下室人所无法抗拒且必须承受的事实，这一身份显现出了地下室人同样的困恼：他以这一身份为耻，不仅是这一身份，是以“我”的这一整个的身份为最深刻的耻辱。

学生时代不受追捧的自己激起了对饱受欢迎的同窗的嫉恨，而这憎恶与嫉恨并未随着时光远走而淡去，反而强烈一如既往地延续到了今天，乃至在偶然相会老同学后饱含嫉恨地要求去参与他们给另一人的送行会，即便这一去身上钱袋甚至无法给自家家仆开完一个月应开的酬劳。地下室人去往送行会，而同窗对自己暗含恶意的点评让地下室人抓牢了这个借此爆发的机会，在酒精作用下把失控的情绪逐渐推向高潮，在房间中向着众人大闹一场，也彻底撕下了同学与他之间那种冷淡疏远之余尽可能客气的礼貌。他与众人在你来我往白热化的针锋相对中扫兴离场，结束的契机竟还是在同学们转移去下一娱乐场所时自己未能及时跟上而由此错过。

而与立誓要在送行会上给所有人颜色看的强烈的心理色彩相冲突的后续是：错过了后续继续报复性惹恼同窗们的机会后，地下室人出现了一个急迫不已的念头：必须向同学们澄清，自己的失礼行为仅仅是出于自己“沾不得酒”的特质，以此换回他们的尊敬与原谅。

不再是在文章中太多次出现的仅仅在语意上的先肯再否，而是升级成为了行为，如同在他急迫地渴望对着同窗们大闹一顿时的愤恨恶毒饱含真诚，同样奢求着同窗们原谅、尊敬、接纳甚至不可想象的友谊时的愧疚与渴望同样也饱含真诚，地下室人精神的矛盾色彩从单纯的语句表达中升级，扩张到了行为本身。正如“我”开篇所言的“我是个凶狠的人”转到不久以后的“我不会成为凶狠的人”，借这一送行会事件无比形象地给两种观点都做了强有力的举证，“我”既希望表现出凶狠，可又深知无法凶狠，在报复性行为的背后是强烈地希望获取无法企及阵营的认可与接纳，而正是因为那理想阵营的无法企及，“我”在求而不得的悲泣与报复性的发泄状态中来回踱步。

再回头看这一段自述便有了全新体悟：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己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才能有所成就。

这种对现状不满的愤懑与无力改变的愁苦不断纠缠扭曲，处于这两个状态之间，既无法完全地摒弃希望唾弃它，又无法全然地投入其中归属它，这一至关重要的矛盾与挣扎导致了“我”不属于任何一端阵营的身份失格，但“我”仍需要一个归属之处，一个去用于自我认同的身份，最终无法“成为任何一种人”的“我”选择在四面立起聊以自慰的虚假城墙，成为了一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人”。

《地下室手记》除了主人公意识流的矛盾自白外，还由三个事件串起了整本故事的剧情线索，第一个事件是小说第一部分穿插在意识流独白中“我”与一名不相识的将军在街边相遇数次时的暗中斗气（在最终以“我”满意的姿态大获全胜），第二个事件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送行会事件，第三个事件紧密地衔接在第二事件之后：在未能成功找到老同学们的风月场所里，主人公认识了被家人卖到此处的少女丽莎。

在第三个事件中，“我”酒醒后看到了身旁的少女，急切地表达自己并非是一个喜于流连这种场所的男子，仅仅是出于找人的目的才出现在这里，随后开始对她关切地询问，试图情理交融地拯救这位麻木的失足少女，在谈到兴头之上，“我”也被自己关于幸福家庭美满爱情的演讲感动到，而少女再也无法借由强行佯装的麻木去克制自己的情绪。

她趴伏在床上，双手抱住枕头，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她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她那整个年轻的身体痉挛般地不停颤抖。憋在心底的悲伤重压着她，撕扯着她，突然喷发出来，变成了号啕大哭，变成了声声喊叫。于是她更使劲地把脸深埋进枕头里：她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好心肠的人知道她的痛苦和眼泪。她咬着枕头，把自己的一只手都咬出了血（这是我后来看到的），或者用手指死死地抓住自己那散乱的发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一动不动地硬是强忍着。

而在此情此景下担演着救赎者的“我”情不自禁地做出了最后也最错误的一个抉择：把自己的地址交给了丽莎。“我”借由对一位身世凄惨的姑娘的救赎与引导完成了这一出抬高自己身价的自我高潮的圆满话剧，但当它奏效的那一刻起：

我却突然胆战心惊了。不，我还从来不曾、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的绝望！”

这也意味着“我”必须承担做出这一系列行为后的责任。而“我”哪怕是在想象中也不知如何应对丽莎到来的场景，但即便如此“我”仍要抓住通过臆想一遍遍实现自我高潮的机会：自然而然地赢得了被拯救少女的告白，两厢情愿地步入婚姻，美满的家庭。而正在某次自己面红耳赤地抓住仆人大声尖叫的时刻，丽莎目睹了“我”的窘境。

起初“我”还可以佯作镇定地引导话题，但少女的沉默与忐忑在没多久后迅速击溃了“我”理智的防线，于是在少女面前“我”又上演了一出与曾经拯救的桥段所大为不同的完全相悖的话剧：从神叨叨地痛斥仆人转到对少女的大肆羞辱，然后将自己对自己的痛斥也搬上舞台，“我”本希望借恼怒地宣泄卖力地彰显自己的无耻，以此在这一角斗场上击垮丽莎最后一丝对“我”的期望，再一次赢得一场角斗。但丽莎没有如“我”预期般表现：

她脸上的恐惧感和屈辱感，先是被痛苦和讶异所取代，而当我痛哭流涕，把自己称作下流坯和恶棍的时候（我是声泪俱下说完那一段宏篇大论的），她的整个脸由于抽搐而扭曲了。她一度想站起来，阻止我说下去。当我说完后，她竟毫不在意我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的叫喊，而关注的是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心里必定苦不堪言。何况她备受凌辱，可怜至极。她认为自己与我相比是无比的低贱。那么她又怎么会生气、叫屈呢？在一阵无可遏制的冲动中，她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整个人都准备扑向我，但依旧胆怯了，不敢离开原地，只是向我伸出了双手……顿时，我的心也波翻浪涌。这时，她猛地扑到我身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并且痛哭起来。我也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

“我”的表现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

但随着这一场歇斯底里的发作在少女温柔的怀抱里平静下来，“地下室”的理智再一次占领上风，而地下室人的自述在此处省略了十五分钟的桥段，我们无从得知这十五分钟内少女与“我”发生了什么，唯一可知的是在十五分钟前如春意般绽放着爱意的少女被抽干了方才的所有活力，而“我”在房间中心烦意乱地奔跑。

她已经明白，我的激情爆发就是一种报复，对她的一种新的侮辱，而且，在我刚才那种几乎没有对象的憎恨中，现在又增加了一种对她个人的、饱含嫉妒的憎恨……但是，我还不能肯定，她是否已经一清二楚地理解了所有这一切；不过她已经完全明白了，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而且最主要的是，我无法爱她。

这激情洋溢的开局，本满溢了希望的彼此救赎，由于地下室人对身份经年累月的斗争而中断了，在身份上的权欲追逐中，地下室人已经不知如何去爱，如何是爱，他唯一可以理解的爱意味着：

虐待和精神上主宰一切。我一辈子都无法想象还会有另一种爱情，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我有时竟会认为，所谓爱情嘛，就是被爱对象自愿奉献对其实施虐待的权利。我即便在地下室里自己的那些幻想中，也总是把爱情想象成一种斗争，它总是从仇恨开始，以精神的征服结束，而此后怎样处理被征服的对象，那我就难以想象了。

哪怕在歇斯底里的发作中突然被少女圣人般的天真，柔情，关怀与接纳激发了爱意，“我”仍然无法脱离斗争的怪圈，甚至迫不及待地否定方才发生的一切，强调自己曾怀有的假想：

我已经在道德上堕落到如此地步，已经如此远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致不久前我还以为她到这里来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对她大加指责、肆意羞辱；而我自己竟一点都没想到，她到这里来根本不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是为了爱我。

而狂躁而无声的逐客令下，丽莎穿好所有衣物后道别向门口走去，“我”在这最后一刻给到少女这局角斗中最后的致命一击：“我”在少女手中塞进了五卢布的钞票。少女把钞票和最后的希望都扔在了地下室人的桌面上，走向大雪纷飞的冰冷的街道，地下室人再一次地如过往一般做出肯定又否定的心理活动：

“为什么？跪在她面前，痛加忏悔，放声大哭，吻她的脚，哀求她原谅！我就希望这么做；我心如刀割，痛不欲生，我永远、永远也不会麻木不仁地回忆起这一时刻。然而——为什么呢？”我心里想着，“难道就因为我今天吻了她的脚，明天也许便不会憎恨她了？难道我能给她幸福？难道我今天不是又一次——第一百次认清了自己价值几何？只怕我会把她活活折磨死！” 我站在雪地里，凝视着昏蒙蒙的夜色，想着这一切。 “那不是更好，那不是更好吗？”在回到家里以后，我又开始幻想，试图用幻想消除内心火辣辣的剧痛，“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让她现在带着屈辱永远离去？屈辱，这可是一种净化剂；这是一种最辛辣、最痛苦的意识！明天我就可能玷污她的灵魂，使她心力交瘁。而屈辱从今而后将永远不会从她心里消失，而且无论将来等待她的是多么肮脏的污泥——屈辱将会提升她的精神、净化她的灵魂……用憎恨……嘿……也许，还有宽恕……不过，这一切真会使她感到轻松些吗？”然而，实际上，我此刻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聊的问题：哪一个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请问，哪一个更好些？

不像在送别会后急迫地给同学寄出自己的道歉信，这一次地下室人站在少女不知去向的十字路口上，选择在沉默中做最后的收场，出于深刻又明确的自省，出于一种模糊无法认清的爱意，出于愧疚，出于惭愧，出于有心无力，他只会在反复地歇斯底里发作中把少女的灵魂给磨灭殆尽，这一生都已如此度过，凭什么在此奢求一个忽然转变的奇迹？这止息的拉锯追逐与无言的送别实现了另一形式上地下室人对己对彼的苦难救赎。

2022年12月20日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的革新与局限

一

精神分析的诞生拉开了新学科蓬勃发展的序幕，随之兴起不少由精神分析演变而来其他门派的璨然新星，尤其在不久后衍生而出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中，以个人细腻尖锐又锋利独特的视角建立起分析理论推动理论心理学发展的女性精分学者卡伦霍妮当属其中之一的佼佼者。《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作为霍妮的代表作之一，详尽地在文本中表达了霍妮学说的中心思想。

霍妮的理论在对弗洛伊德建立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建立，同时还结合了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会对人造成的个性方面的影响，相较于传统精神分析的泛性论过于强调生物科学对人的作用而忽略文化氛围对人的作用，霍妮则直接亮明自己的反对态度，表达出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她对文化因素的重视，她强调到：

尽管人类学家或直接或隐晦地提及过，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有诸多差异，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亦是如此，但这一点依旧很少人能够理解。正如萨丕尔所说，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便是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的含义。

而霍妮强调人类学的意义的同时，也在借此机会反驳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的“理性”是不可靠的：

如果更进一步运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有关人性的某些观念可以说简单而天真，就譬如，我们总认为竞争心理、兄弟不和、夫妻恩爱乃人性使然。事实上，我们对“正常”的理解，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认同的行为及情感标准，社会将这些特定的标准强加于其成员身上。但由于文化、阶段、阶级及性别差异，这些标准也不尽相同。

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弗洛伊德得出许多不恰当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认知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一成不变地遵循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忽视文化因素，才致使精神分析看起来似乎潜力无穷，不过，精神分析实则已经穷途末路，只能靠滥用晦涩难懂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撑场面。

在这一肯定文化作用与批判传统精分局限性的前提下，霍妮后续围绕“焦虑”论述的关于权力、财富、竞争、拒绝竞争的神经症倾向等的个人理论也由此展开。

二

正如弗洛伊德强调性欲，阿德勒强调权欲，弗洛姆强调占有一般，霍妮也以个人多年的研究经验得出了自己理论之下要重点陈述的中心概念——焦虑。霍妮指出：

若是撇开表面现象，直接深入引起神经症的根源问题中去，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神经症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焦虑，以及神经症患者为了对抗焦虑而建立起的自我防护机制。

焦虑的生成，既可能纯粹地属于人的本能范畴，如在生死攸关的危机场合下诞生的恐惧感，像所有生物都会共有的反应一般，霍妮认为焦虑和恐惧正是同一本质在不同程度上的变体，绝大多数常态下的神经症的衍发正由此而来。但焦虑的生成也可能属于文化范畴，出于不同文化时代对安全感的不同定义：有的时代意味着财富就是安全，而有的时代不需要追求财富也能从权欲或其他事物上获得安全感，安全感的缺失便导致了焦虑诞生。这一类型的焦虑便是由文化局限性导致的。

同时霍妮也指出文化局限造成时代性处于健康范畴内的焦虑症也可由文化性的保护制度解除或减轻，并且比起自身建立起的防御机制，遵循时代规则的保护制度显得更“经济划算”：

存在于文化环境中的恐惧通常会因某些保护制度而得以消除，例如禁忌、仪式、习俗等等。一般而言，相比于神经症患者自身建立起的防御机制，这些依据保护制度而建立起的恐惧防御机制显得更为容易且经济。因此，正常人虽然无法逃离自身文化所带来的恐惧，无法摆脱这一文化下的防御机制，不过总得来说，还是能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能享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学会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提供给自己的种种机会。

而焦虑既是正常人身上的常态，又是神经症爆发的诱因，那么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由这种文化性焦虑诞生，霍妮反推出神经症患者与常人的区别：“反过来说，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带来的痛苦限度以内。”

随后霍妮更详尽地描述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本质与行为上表现出的现象差异：

神经症患者总是试图寻找妥协的办法，在这里不妨称之为病态的妥协办法，因为相比于正常人的解决方式，他们的妥协不仅难以令人满意，甚至会以损伤其人格的完整性为代价。

虽然人们对人格结构了解不多，但却仍然可以从所有神经症中辨识出两个特征：一是反映方式上的固执，二是潜能和实现间的脱节。

神经症是一种由恐惧、由抵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试图找出缓和冲突倾向的妥协方式而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角度出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导致其行为偏离特定文化中大众普遍的行为模式时，我们才能称之为神经症。

即便在精神分析领域上，作为女性研究者的霍妮仍在论证部分指出了察觉到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对两性角色的区别对待：

……为什么这种反应多见于女性而不是男性，我们可以从文化背景中找到原因——我们的文化将成功视为男人的领域。当然，这种反应并不是女性天生固有的特质，因为如果将情形反转，女性变得更加强壮、更将聪颖、更加成功，那么男性也会有同样的行为反应。因为我们的文化坚信，除爱情外，男人在一切领域都比女人更加优秀。如果这种态度出现在男人身上，那它很少会披上崇拜的伪装，而是常常会公开、坦率地表露出来，直接损害女人的利益和事业。

也许是因为霍妮所持理论观点与传统精神分析的观点不同而导致与研究所内其他同事产生分歧，也许也因她对外提出人也可以以“自我分析”的形式去替代价格高昂的咨询进行自我疗愈授人以渔的观点动到了分析行业从事者们的蛋糕，最终于1941年，研究所剥夺了霍妮的讲师资格，而霍妮指导个人分析进而自我疗愈的《自我分析》也于次年出版。

三

霍妮在序言部分就已指出她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具有局限性：

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整套理论，那么，我这里所提及的一切对你而言都称不上是精神分析。但是，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根本是某些特定的基本思路，其目的在于解析无意识过程的作用以及这一过程的表现方式，并且以心理治疗的方式使这些过程得以察觉，那么，我这里提到的就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我认为，全然拥护弗洛伊德的理论，会使我们面临僵化的危险，即我们在神经症中只能发现那些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东西。这是一种会导致精神分析停滞不前的危险。

而除了指出这种停滞的威胁之外，后文霍妮就推翻泛性论的统治地位，否认俄狄浦斯情节的绝对性进行了相应的精彩论证：

何况，如果我们完全按照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没有得到满足的力比多是追求爱的驱动力，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在一些从生理学角度看性生活非常满足的人身上，为什么也同样能发现他们对爱的渴望以及这种渴望带来的病态表现——强烈的占有欲、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或觉得自己不被需要等等。这是因为这些情况毋庸置疑地切实存在着，说明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性领域外的范畴。

……总的来说，正如“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样，看起来像性欲的反应也不一定就是性欲。事实上，大部分看起来像是性欲的反应，都和性欲没什么关系，那只不过是一种对安全感的渴望。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们对性的态度确实有很大改善，我们在性关系中更为自由，也更有能力获得性满足。后一点尤其适用于女性，人们不再普遍认为女性应当有性冷淡的特质，反而觉得那是一种缺憾。但尽管人们的态度发生了种种变化，这种进步依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程度。因为今天的许多性行为更多地是作为心理紧张的宣泄手段，而不是由真正的性驱力推动的。性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镇静方式，而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或欢愉。

精神分析的观念里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文化情境。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不辞辛苦地肯定了性应有的重要性。但在细节上，许多被视为是性欲的现象，实际上是复杂的神经症的表现，尤其是对爱的病态需求的表现。例如，对医生的某些性欲，通常被认为是对父亲或母亲的性固着作用的再现，但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一种真正的性渴望，而是为了缓解焦虑寻找的一些安全保障。病人常常讲述自己的各种想象和梦境，表现自己想回到母亲怀中的渴望，或是干脆表现出一种想要回到母亲的子宫中的愿望，这种愿望暗示了一种对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但是，我们可别忘了，这种明显的移情表现，可能只是患者渴望得到爱或得到庇护的一种形式。

即使将病人对医生的性渴望理解为其对父亲或母亲性欲的再现，那也不足以证明幼儿依赖父母实际上是一种性依赖。确实，大量证据表明，成年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出的爱与嫉妒的特征，也就是那些被弗洛伊德描述为俄狄浦斯情节的特征，很可能在其童年时代就已形成，只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么常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人类自发的一种心理过程，而是多种不同的心理过程互相影响的结果。它或许只是儿童作出的一种相当简单的反应，可能源于父母充满性色彩的爱抚，也可能源于目睹了性场面，又可能源于承受了父母盲目的爱。但另一方面，俄狄浦斯情结可能又是某种相当复杂的过程的产物。就像我之前说的，在那些为俄狄浦斯情结发育提供了条件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的心中往往存在许多恐惧与敌意，而在他们压抑自身恐惧与敌意的同时，心中会产生种种焦虑。我认为，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主要原因为孩子为了寻求安全庇护而紧紧依附于父母中的一方。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这种疯狂滋生的俄狄浦斯情节，恰恰显示出了神经症患者对爱的病态需求的诸多特征和倾向，如对无条件的爱的过分需求、嫉妒心、占有欲以及因为被拒绝而产生的仇恨心理等等。事实上，这些病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引发神经症的根源，而不过是一种神经症的表现形式。

同样霍妮也强调了对非理性因素作用的重视：

我们可以感受爱、感受愤怒、感受怀疑，但这些感觉十分短暂，以至于它们还没进入我们的意识中便被我们遗忘。这些转瞬即逝的感觉之间可能确实毫无关联，但它们的背后却可能同样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动力。我们对某种感觉的感知程度并不代表着其真正的力量或重要性。回到焦虑这一问题上，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焦虑，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已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即便未有深入地领略精神分析学科的完整图景，我们也能领悟到精神分析带给人们的启示之一就在于：提高个体对理性的警惕。理性既可以成为便捷生活的道具，也可能成为拖延发展的困境，过分信赖理性，反而会蒙蔽人对真实的觉察。

四

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的前提正是生物科学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性，这种科学主义的霸权在于它给出了一个“可证伪/可推翻/可重建”的前提出来，然后以此为契机威严而不失霸道地垄断。尤其当涉及到它尚未明晰的领域去时，那种与生俱来的不谦逊便高调亮相了：在现有基础上开拓一片新的疆土，为了验证自己需要的答案寻找可用于验证的材料，对于以另一频率出现的所谓“巧合”或“误差情况”，就算用一些概括性词汇抽象概述它或直接忽略它，也不肯就此承认自身的局限性。

即便霍妮抨击弗洛伊德的生物科学至上的泛性论，或简单批判阿德勒理论的过于单薄，但最终这些批判却也回归到霍妮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局限于“焦虑”并止步于批判性吸收传统精神分析学说后的短浅。霍妮继承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泛性论外另一重意义上的科学主义霸权，过度依赖防御机制的套用，进行过于绝对化的表意：任意带有神经症症状风格的不合常理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内容都在于借此避免改变自身的某种创伤体验，一个行为背后必然有“避免”或“抑制”的动机，借此借彼而达到某种目的。他们没有就其他鲜明的可能性进行后续的推论或推断，又无法对未知进行清晰地证伪，最后定论称这种未知只是无意义的表象，联系着背后的防御机制，联系着不愿改变现状的心理惯性。

这种轻而易举把一切都归入“无意义的表象”的果断也意味着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定型的思维条件也让人习惯于先入为主地给未知盖棺定论了。这种理性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它们都以一种权威的形式排除那些对自身学说建立无益的“干扰选项”，以保证自身学说底层原理运行的纯粹与通畅，但这种坚决的肯定或否决又形成鲜明的弊端：鲁莽地划定范围后，于是便局限于这小小一片天地内的推演与创造，绝口不提其他可能与所谓“常态化”更为接近的内核与现象背后的隐因。

而这种人为设置的禁锢就如因为主动放弃拓宽视角而原地打转地自顾自地停留，越是注意那一块狭小而曾适用于某方面的重点，越是会仅仅局限于此。如果无法放下手上这一块挖出来的西瓜，总会错过整片果园逛不完的全貌。逛不完是既不意外又不遗憾的常态，但因执着于西瓜便声称果园里主要有西瓜乃至只有西瓜就是一种引人疲惫的乏味了。

纠结于某一种有限水果的宏观意义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还有研究者会相继声称发现了果园里的主要产物是苹果桃子李子或梨，那些上一个时代遗留的传统或研究，在下一个时代与传统的研究者手上就又被推翻，这种水果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果园究竟会生成什么？这些可能性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会是叠加的，是否会有定论，何时会有定论。局限与推翻成为常态，而真理也不见得在其中真的会越辩越明。但每一种解释都为它的作用处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正如霍妮对文化性的“保护制度”的肯定，即便每个时代它都会更新替换，但在每个时代它们都作为时代的工具发挥自身的效用。传统或伦理都可能成为漂浮的，轻信的，短浅的，不必留恋却可以彰显价值的。在这些实用性中，对真理的追寻便不再是急迫的，对真理急于进行盖棺定论的意愿更是成为仓促而狂妄的。

生活不会因真理没有被揭示昭告而驻足，时间总在流动，在逝去。相比执着于不断追寻试图找到生命的真理究竟归属于精神分析中的某一段学说，还是归属于某种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的解释，不如选择自我所适应所向往的那个答案，“答案”只指出方向，生活才是在路上，画一幅怎样的蓝图成为我们所唯一能做到能去做的，这是生命本身，即便我们无法知道它究竟具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