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炼金术

2024年9月5日

千面女神▪女性原型阐述

典型而非全部的通用母题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与影片中呈现，《两小无猜》的苏菲，《蓝白红三部曲之白》的多明尼，《呼啸山庄》的凯瑟琳，女性作为推动者，创造者与发起者，仅仅以自身存在就带来价值与意义本身，其中所联合的男性成为参与者与执行者，灵魂的协同意味着在女神的意愿中取得精神——于连在价值丧失的苦等中践行苏菲的指令，卡洛在多明尼的牵引下让爱情在报复中复苏，希斯克利夫受凯瑟琳的婚约刺激带着命定的怨怼归来；除了一系列完成使命的两性议题作品外也有太多的例外，《苦月亮》里夙愿难遂的咪咪和不为所动的奥斯卡，女神失权再次呼应了数千年前闪米特游牧民族的侵入与神话改写：太阳神马杜克不再如传统神话般与深渊女神提亚玛特联姻，而是手刃了女神，并将她分割到天地，一如既往履行着旧日女神的权责，以死者失权的形式。但权责亘古不变，矛盾点仍然在于意识对潜意识的忤逆本身，源自男性而不止是男性的意识失衡，膨胀而夸大的虚妄与擅作主张的全能，是全能体验的错误波及，英雄越位妄图替代神，反而导致对自身神性的弃绝。如此导致的自我阉割致使意志残废，概括了时代精神的基督教义仍旧继承着闪米特人的反女神传统，哪怕与东方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世界主流文化仍然是反女神的。但反女神并不能剥夺女神的权能，一如提亚玛特容纳天地，救世主坐在圣母玛利亚膝上，拟人化或去人化的女神意象始终熠熠长明。

在《旧约全书》早期版本的《创世记》中，我们读到：“记住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但是，大地不是尘土，它充满生命，生机勃勃，这个闯进来的神来得很晚，欲将一切据为己有。他是为了贬低大地，而称其为尘土吗？他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是：“你的确是你母亲的孩子，你也会回到她身边，然而，她不过是尘土而已。”《创世记》中也有类似描述：“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并不是说水是他创造的，水是女神，她是先在的。 在《箴言》中，她以智慧女神索菲亚（Sophia）的身份归来。她说：“他立高天，我在那里。”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的古老神话与之相同，也拥有两种力量，表现为女性力量与男性力量之间的抗衡、关联和创造性的协作关系。但《圣经》呈现出的是，男性力量拟人化为男性形式，女性力量却简化成水的基本形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不提女神之水，只是说水，她被屏蔽了，但总会回来。

在《圣经》中，阴性象征的蛇诱导夏娃摘下了伊甸园树上的苹果，而蛇的意象在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代表的众多文艺作品中象征着智慧（智慧同样作为阴性名词，索菲亚的女神名正代表着至高的智慧，智慧女神雅典娜也是从宙斯的颅内诞出），在女神遭受贬抑的基督传统中成为原罪的标志，与此对标的是佛教神话中的乔达摩在菩提树下开悟：

“……（乔达摩）坐在一棵树下，凝视着世界的东方部分，他的光辉把大树照亮了。一位名叫苏耶妲的牧羊女走过来，把装在金碗里的乳糜呈献给他。当他把空碗抛入河中时，碗逆流漂走。”随即迎来的是宇宙之蛇目支邻陀的试炼，“伴随着寒冷的大风和恐怖的黑暗，一阵巨大的闪电风暴袭来。巨蛇七次用身体紧紧缠绕着佛陀，同时七次伸展头上巨大的眼镜蛇冠，以保护专注打坐的佛陀，直到天空放晴。最后，巨蛇舒展蛇身，展现出自己年轻温柔的样貌，躬身敬拜这位受赐福之人，随后回到了自己的洞穴中。”

女神意象以其本来面目被接受，象征智慧的宇宙之蛇在试炼和守护中认证了乔达摩的佛性，英雄与神自发融合，不存在阻抗。

女神原型在所有（但不仅是）女性人格中降临，女神的原型力量既召唤（人格化语境中的）男性，也是全体人类生命的容器；既是变形的推动者，也是保护着变形过程的包容的守护者。它是灵性之源，是区分动物性本能的一切生命动力的涌泉，希腊神话中主司文艺的神明被人格化为九位缪斯女神，它使一切精神复苏。传记《成为波伏娃》中波伏娃在日记里记录到：

“我有一种很确定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特，我感到自己内心极其丰富，而且这种丰富会留下痕迹，我将会说出被别人倾听的话，我的生活将会是一孔供他人不断汲取的泉水，我很确定这是我的使命”。

《没有个性的人》里克拉丽瑟召唤着瓦尔特向自己一步步走去，《戏梦巴黎》里伊莎贝拉既编织结合的纽带也吹奏重组的号角，女性的力量扎根于自然，男性的力量却萌发于功能，女神自为灯塔，二者关系犹如傀儡师之于傀儡，萨满之于幽灵，身份属性外，作为傀儡或幽灵的男性原型被诱发出本就具有但亟待唤醒的灵魂，而作为傀儡师与萨满的女性原型也需要傀儡的载体去实现自身的使命，二者本身相辅相成，在纷争之外的联姻中得到最终的结合与实现。男子在女神的召唤中走向精神，同时走向自己的父亲，女神带来精神上升的同时，走向父亲意味着获取自立生活的图式，一切创造与发展因女神所在而受鼓动鼓舞，男性的一切精神作为等待着女神的验收，女神激活男性灵魂的欲力，在女神的引发与容纳中，男性得以唤醒精神。女子同样需求阿尼姆斯的验证，如前文所举数例，女性原型需求着对英雄意象的引导，需求着对自身引导之物所创造结果影响的见证。两性的原型在彼此呼应中协作，所有的差异都在互补中实现统一，《没有个性的人》里乌尔里希与阿加特发起千年王国的孪生尝试，《戏梦巴黎》中伊莎贝拉指出与手足兄弟的一体性，《呼啸山庄》中凯特琳做出如下自白：

“……我不能说清楚，可是你和别人当然都了解，除了你之外，还有，或是应该有，另一个你的存在。如果我是完完全全都在这儿，那么创造我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厉夫的悲痛，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且互相感受到了。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最强的思念。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却给消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就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不会像是它的一部分……耐莉，我就是希刺克厉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并不见得比我对我自己还更有趣些，却是作为我自己本身而存在。所以别再谈我们的分离了——那是做不到的。”

女神提出使命，英雄响应使命，二者在深处原型需求的彼此吻合中铸造不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女神与英雄意象在相辅相成互补结合中合二为一，时代神经症的答案也许正是不再顺遂对立的重负而随波逐流，虚妄的阻抗引发所有自毁与抗衡，在共同的命运史诗里，精神原型理应是一体的，撇去所有源自意识虚妄的浮沫，不再是无穷尽的夺权与斗争，而是联合，一如炼金术原型中的神圣联姻。

女性特质原型▪材料

• 《千面英雄》

  我梦到一匹高大的白马，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始终跟着我。我感到害怕，于是把它推开。我回头看它是否还在跟着我，发现它变成了一个男人。我让他走进一家理发店，把鬃毛剃掉。他这样做了，当他从理发店走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只是长着马的蹄子和马的脸，而且我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他向我靠近，我醒了。

• 《童话中的女性》

  捷克斯拉夫还有这么一则童话：一名无助的老人坐在树上，需要人帮忙搀扶才能从树上下来，在故事最后，竟然说那个紧张无助的老男人，正是上帝本人。你能想象上帝本人是个无助的老男人无法从树上爬下来吗？但是故事里有个心地善良的小女孩必须帮助他从树上下来，这对我们既存的上帝概念就是很有用的补偿作用。 那位清洁女工的个案有时会对上帝很愤怒。她说他很糟糕，他会追女人，有时候她必须把他关在卧室门外。她会说：“上帝又大靠近了。”她觉得他很龌龊而且是个骗子，有时候她也必须欺骗他才能让他安静一会儿。……当上帝太靠近时，她会觉得很不舒服，但那也是她会出现幻象的时候。当他不是那么靠近时，她觉得比较舒服和正常，也比较接近现实。

• H▪梦

  ……最上面的那张画是外露的女性生殖器，它给我某种违和感，定睛一看，发现与其说它是女性生殖器，不如说它是女性生殖器样式的某种装置。新的画面以这女性生殖器的装置为基础展开在眼前。画面中大概有两个这样的古朴气质的金属装置嵌于山壁上，山内的液体流入装置中，并溢出。山壁旁站立着与女性生殖器装置等比例的人形生物（我更多的只看到Ta的手臂，并没有看到Ta的全貌，且Ta背向画面），Ta的一只手置于装置边沿，有几个缩小版的人形生物沿着Ta的手进入液体里，我这才发觉装置盛放的液体中已有其他缩小版的人形生物了。缩小版的人形生物是成型的人形生物的孩子。液体在缩小版人形生物的嬉戏间由原本的清澈转为乳白色，那是哺育他们的乳汁。闹钟响起。 当我注视着那些袖珍人形生物时，他们长出了几近透明的翅膀，他们有着精灵的样貌，自内向外溢出光芒。

• 《千面女神》

  第二个启示展现在第9个人物和第10个人物中。第10个人物是冥王哈迪斯或普路托斯，他的手上拿着巨大的丰饶角，他坐在那里，下面卧着一个鳄鱼似的怪物，象征着地底世界的力量。第9个人手中握着一个朝圣者之掌。他另一只手里的东西常被学者认为是罂粟，那是可以带来幻觉的神秘植物。那是生命的终极深渊。当那人从冥界走出，手中拿着一个空容器，带翼的小精灵盘旋在他头上，他有了女性的身体，换言之，他此刻是双性同体。揭示这一奥秘的是他身上的女装，可他却是赫拉克勒斯。我们正在经历的启示是一个超然的奥秘，我们经历了有限世界和无限世界的创始。现在我们来到了关于我们自己的超验之谜，那就是双性同体的力量。尽管在历史中我们不是男性就是女性，但是在我们永恒的人格中，我们不再是某一极，而本质上是两性同体的力量。正如猪之女巫喀耳刻向奥德修斯讲述特伊西亚斯的两性同体的主题一样，在这里，两个猪之女神，德墨忒尔和珀耳塞福涅向画中人讲述了两性同体的奥秘。

2023年3月7日

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如何阅读卡佛

极简主义文学，名不虚传。即便是由利什大刀阔斧删改后的成品，风格自成一派。极简意味着铲除绝大多数在写作者（或修缮者？）本人看来赘余的信息量，例如：情绪丰沛的直抒胸臆，精雕细琢的心理活动，详实完整的叙事顺序，具体清晰的故事情节。

但削除掉这一系列被审判为无关信息的赘余内容却并不影响卡佛的叙述：删改后的篇幅出现大量无头无尾的情节，语焉不详的叙事，三言两语的情景勾勒，第一人称视角却仿若第三人称视角般抽离，如旁观者般跳出角色置身事外，心理活动除中立语气的陈述或戏谑外便是意义不明的“我不知道”，第三人称视角亦然。风格也形成阅读的连贯性，在短篇集的不同故事里不消切换到另一跳跃的思维习惯里去。但即便极简掉上述所有元素后，卡佛的作品所呈现之物仍然是成立的。

篇幅中收获每一个短篇中既相似又相异的确切的氛围。在因极简而显得寂静仿佛在玻璃面下碎片化流转的故事中，轻松识别文句却不意味着轻松的阅读体验，哪怕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卡佛文集中，压抑的基调仍在留白中来回穿梭，不单出于极简到冷峻的文笔给读者带来的反馈，同样也出于卡佛对道德伦理选材的偏好。

17个短篇故事，17位身世相近又相差的主人公，故事选题涉及了6场家庭的直接矛盾，3场单身汉的寂寥处境，2场与邻人的矛盾，2场恶性犯罪，2场自杀，1场车祸。最平凡可见的底层人物，最琐碎寻常的底层生活，平铺直叙的手法却从未添加刻意的掩盖，人物在波动间忽而漏出一个突兀的行为，一句突兀的对话，一个找不到方向的举动，那就是留白所指：那些声音滞涩一晃而过便疏忽的转折成为未曾直接揭秘过答案的钥匙。无论是梅尔谈爱情却谈到了重伤的病患还是L.D.走出房门前无法成句的留念，忽然跳上房顶投掷石子的男人，等等。

生活里也不净只是纯粹到单调的哀伤，表里不一的复杂人性也一同在文章中出现，信息量藏在所有不言自明的细节背后：匆匆赶回家却满脑子想着生活不再顺利选择洗澡稳定心绪却不知道孩子生日蛋糕的父亲，与被情人抛弃的妻子看似重修旧好的丈夫却从未修补好冷漠的家庭创伤，在爱人因自己的出轨而崩溃时一边为她感到难受一面却在脑子里想着情人的旅馆门房，日复一日的生活后怀想起那位像恋人一般轻捋着自己头发斡旋在客人矛盾间悲悯而隐忍的善意。

分析只捋清作为读者个人哈姆雷特的阅读经验和理解思路，但于极简处理的卡佛而言，分析无非只是将卡佛作品中的赘余之物重新缝补到读书笔记之中。为《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而作的阅读笔记总不必要会有一些画蛇添足之嫌，开篇《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的结尾放在此处再合适不过：

她不停地说着。她告诉了所有的人。这件事里其实还有别的东西，她想把它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放弃了。

在抛砖引玉的介绍后，读者总归需要回到文学的文本之中，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才是享受卡佛作品的阅读要领。

一切尽在不言中。

2023年3月5日

转化的象征▪正视精神实体的需求

我们如何从四面楚歌的境地里解脱出来，是宁愿冒着被世界抛弃的危险还是选择被世人接受的权宜之计？

荣格派分析心理学说建立在逻各斯中心主导的理性之光突飞猛进发展的背景里。科学精神蒸蒸日上，看重物质实体而轻视精神实体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迎来它的王朝，旧日的精神分析已经被专注数据与图像呈现的认知脑科顶替了心理学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神话宗教日益式微，缺乏理论依据与事实证据，二者的价值逐渐被归类为不通科学的精神慰藉与过时的习俗与艺术。但被忽略不计的不存在于物质中的实体功能却无时无刻在人类的认知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最显而易见在于联想的力量：棍子，绳，蛇，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外观，仍能从中提取出一个概括而出的相似形象，这种相似同样运作于种种类比，无论是拟物发明的锯齿或飞机，还是具有文学美感的写作字句，心灰意冷，火冒三丈。应用象征去创造的能力成为没有实体理论支撑却仍然被包容进人类思维的本能，毫无疑问象征的归纳或延伸仅限于人类所能感知到的实体，在外界实体投映到大脑中前，心灵中已经有了一个先验且等待被触发的认知原型。基于这种无时无刻不在被证实的心理体验，荣格在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概念之外指出了比个人经验的潜意识范围更大具有先验性质的集体潜意识。

从唯物主义的立场看，象征当然算不上外在真实，但它却是心理上的真实，因为它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通往人性最美好部分的一座桥梁。

我分析那些玄秘难解的宗教象征并一直追溯到它们的源头，惟一的目的是要通过理解它们来存续其代表的价值观，是要让人们再度获得象征性思考的能力，就像早期教会的思想者们尚能做到的那样。这绝非在暗示某种死板的教条主义。只是，当今天的我们转而遵循教义而思考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变得充满古意，超出了现代人的理解范围。因此，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使他有可能再度对基督教信息的实质拥有灵性的分享。

这个世界不但丧失了众神，而且丢掉了灵魂。随着我们的兴趣从内心世界转移向外部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与早些时代相比增加了一千倍，但我们对内心世界的了解和经验却相应减少了。宗教兴趣原本该是最伟大、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现在也离开了内心世界，教义里的伟大人物成了陌生的、令人难以理解的遗迹，成了各类批评指责的牺牲品。

即便现代文明对宗教神话背后意指的精神实体表现不屑，忽视却不能使得原型的作用消逝于科学叙事视角的多重否定之下：原型的潜抑若无法走向另一有效的疏解通道，只能走向非理性的退行再退行，代偿作用的原始意象加倍泛滥，内在精神错乱的同时，外在也走向现实极乐极悲价值解构后的无尽虚无与暴乱。

集体无意识，又被荣格命名为原型或者精神力比多。荣格提出Ego-Self的概念，并非如弗氏的概念一般译作“自我-本我”，而是译作“自我-自性”。自性包含潜意识与意识的部分，自性包含原型的实现与冲突，冲突来自于内外相抗注定永远无法融洽的落差。

荣格认为精神力比多的触发机制建立在如下几点前提上：

1、先验的触发；

只有当自我已经被原型的一个自主行为所影响或抓住时，原型的能量才将其本身传递给自我。

2、本能的外化；

鉴于我们的生活是外向的，一般不会允许此类内倾的发生，因此我们不得不推测有什么非同寻常的状况发生，比如，外在目标的缺乏，从而迫使个体转向内心深处去寻求替代物。

3、外化后的内外合一；

论到本能的运行，当没有意识与之发生冲突之时，或当参与其中的意识成分始终紧紧依附于本能的时候，这种运行是最为顺畅的。

4、内外不一导致狂妄的意识冲撞到潜意识本能，最直接便是通过梦来体现：

这些形象以何种样貌出现，则取决于意识头脑的态度：如果它对潜意识的态度是否定的，出现的就将是可怕的动物形象；如果它的态度是肯定的，出现的则会是童话传说里的“帮助性动物”。

5、单一原型垄断意识导致集体潜意识面临二重结局：潜抑走向退行的混乱，或转化象征走向有效的升华。

即使她克服了心理上的最大困难和阻碍，步入了所谓的正常婚姻，到后来她还是会无可避免地发现自己潜意识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种意志的自我主张，结果无非有两种：一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二是神经症乃至精神失常。

献祭与退行恰恰相反——它是一条成功的力比多疏导渠道，引导力比多流向母亲的等同象征物中，因此对力比多是一种升华。

一切精神痛苦都源自于内外的冲突，连接外部的意识表现出轻狂则会察觉到无能，或安于现状不置可否地抗拒或逃避，二者都会导致原型释放失衡的压抑，意识的坚强无法抹杀潜意识的欲求，而人类却颇以意识的看似可以自我掌控为荣。

俄狄浦斯破解了那个简单幼稚的谜语，就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母亲神派来的斯芬克斯，殊不知他已然成了母系乱伦的牺牲品，不能不娶伊娥卡斯特，也就是自己的母亲为妻，因为此地的掌权者已经有言在先：谁能为该地斩除斯芬克斯这个祸害，他就可以获得王国并娶先王的王后为妻。此举所带来的一切不幸后果，本来可以轻易避免——只要先前俄狄浦斯见到那“吞噬人的”“可怖”母亲的化身斯芬克斯时，被她的可怕外表所吓倒，后来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当战争被挑起，折射内部需求的外部意识就只能通过自戕以舒缓这一精神上的冲突，意识扭曲的混乱仍然无法阻挠潜意识需求的发散：当意识不能以有效的转化形式化解内外不一的矛盾时，意志的自我折磨便开始了：

折磨着人类的痛苦之源并非来自外部，恰恰相反，人是捕猎自身的猎人，是以自己为牺牲的献祭者，是斫向自身的祭刀。

这带来创伤和痛楚的箭矢，并非来自外部的流言飞语，恶语只能伤及我们的表皮；而真正的创痛则来自我们内里，是潜意识发出的暗箭。我们自身的那些受到压抑的欲望，如同一支支利箭深深嵌入我们的肌体。

那射中主人公的致命箭镞并非来自外部；那猎捕他的、与他搏斗并折磨着他的，正是他自己。在他的内心，本能在与本能激战；因此诗人才说“自遭穿透”，这意味着被自己的箭射伤。我们知道，箭是一种力比多象征，此处“穿透”的象征意义一目了然：它代表与自身的结合，一种自我受精，同时也是自渎，自我谋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查拉斯图特拉有充分的理由自称为“自我的刽子手”（就像奥丁牺牲自己向自己献祭一样）。当然，我们不应从过度意志主义（voluntaristic）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种极为古老的原型结构（psychologem）：没有人故意把这种折磨加于自身，事情只不过是发生在他身上而已。一个人若把潜意识认作他自身的一部分，那么他就必须承认，他实际上是在与自我作斗争。然而，只要从这痛苦中显现出来的象征具有原型的和集体的特性，那就标志着他痛苦的来源不再是他的自我，而是整个时代的精神。折磨着他的，乃是一种客观的、非个人的原因，来自于他心灵的集体潜意识领域，这是他和除他以外的所有人所共有的。

当下文明面临的处境是意识的膨胀，如果说集体潜意识的本能是作为精神实体在内部世界中认识原型需要的心灵需求，意识的本能就是作为生物个体在外部世界中认识生存条件的生物需求。但容器却喧宾夺主地膨胀，外界通过数据或实体衡量的价值仅仅满足了一部分原型的需求，与此同时在膨胀中外溢，逐渐扩大的潜抑的内部需求不断退行将内部的混乱也表现在外部，当代文明并不似人们所想象的那般“理性至上”：

新的科学精神的深入与前进越是顺利，它就越是被囚禁于它所征服的世界——对胜利者来说情形总是如此。

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假启蒙主义，它甚至在其破除因袭的倾向中求得道德上的自豪感。大多数人都满足于一种并不聪明的观点，即教义的全部目的只是陈述一种完全的不可能性。几乎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些教义可能会是对某种具有明确内容的明确观点的象征性表现。

荣格对此的观点是折中的：既反对不断壮大的理性主义霸权，为避免潜抑退行导致现实的暴乱：

这种态度表现为对不愉快的事实视而不见的倾向，以及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而毫不犹豫地甘于承受一系列病态症状的危险。

也为避免理性发扬至极致后现代人面临着彻底盲目的精神虚无；也反对跟着内在力比多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为避免意识功能的彻底垮塌与无序，也为避免任由力比多爆发的重重诱惑引发的癫狂或精神分裂。

在这里，约伯所表达的，乃是潜意识欲望横遭打击给他带来的心灵磨难；力比多在他的肉体中溃烂，一位严酷的神已经将他彻底压倒，又用带刺的思想洞穿他的心，令他的整个存在痛苦不堪。

但荣格仅仅提出案例与宗教神话相关的背后解析以引出精神实体存在的证据，也仅仅指出神权推翻后一切被颠覆的需要复苏或重建。

社会正面临着愈发贫瘠单一又易爆发暴乱或病态的心灵饥荒，人类被理性主宰的伦理常识绑架，理性被另一种自满全能的过剩需求绑架，个体个性化的进程被集体的霸权与框架绑架。而未来趋势也许会随着理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让全能的原型也进一步地封闭潜抑。理性主义鼎盛之际文明将再度觉悟到笼罩于丰盈外部假象之下的内在荒芜，神话意象是否会在龟裂的大地上一如远古时期般显迹？我们不得而知。数字化统治世代下的结局会走向神话复苏纪元还是心灵寻根之旅？于当下这一暴乱初兆方显的时刻而言，一切仍是未知的待解之谜。

2023年3月1日

爱的艺术▪爱生的艺术

《The Art of Loving》，在汉译本里书名译作《爱的艺术》，但Art的另一层英译含义为：“a superior skill that you can learn by study and practice and observation”，直译过来意为：可以通过学习、练习和观察来掌握的一项卓越的技能。而这一含义也更贴近弗洛姆在本作中所传达的意思：爱是一项需要学习并勤加练习以精通的能力。

弗洛姆所指之爱，并非通常含义所指的一种激情的感受，而是一种精进作为“爱”者之能力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在书中，弗洛姆提出了自己意指之爱的五种形式：

1. 手足之爱：像了解关怀手足一样关爱邻人。
2. 母爱：不求回报地给予精神的慰藉。
3. 情欲之爱：建立在手足之爱的基础上，受到个体具有个人性的特质吸引而诞生的于个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爱。
4. 自爱：像关怀手足一样关怀自己。
5. 神之爱：神既具有母爱的特质——无条件地被爱，又具有父爱的特质——遵守规则才会被爱，神之爱兼容了父母形象的特性，成为个体心中提供爱之能源的父母原型，最终的目的是让个体将神完全融入自身，自身成为自己精神支柱。

弗洛姆对爱的定义别出心裁，在世俗的定义下改良创新生成了自己自成一派的爱的体系。但某种意义上而言，对爱定义的修改反而成为了局限，不仅可能导致歧义，甚至缩小了弗洛姆思想所指的范围。不如用他之前所言过的专有名词来区分他提出的爱的技术，即：爱生，与与之相对的恋死。

弗洛姆把一切负面情绪的根本归因于在《爱的艺术》里通过新颖解读伊甸园原罪引出的分离焦虑：逐渐膨胀的自我意识与无法与之匹配的个体的无能、渺小而生成的虚无感。占有型人格具有恋死的属性，它希望尽多地索取，占有，进行功利化的价值评估，去衡量所有事物行为是否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可以囤积的物质或财富，占有型人格通过这种或物质或精神上的囤积癖好去验证自己的全能感，但毫无疑问全能是一个伪命题，即便身处一个无限膨胀的集体，个体或集体的力量于人类或宇宙而言都是沧海一粟不可提（在弗洛姆的另一部作品《逃避自由》中跟详细地论述了占有型人格的冲突），在拥有绝对毁灭性力量的虚无面前任何试图表现全能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而在不断的价值衡量与无法填补的内心空洞中，陷入对价值无限把控的追求中的占有型人格是僵化并且静滞的。唯一能克服所谓分离焦虑的只有成为存在型人格，与不断囤积以徒劳加固自身薄弱安全感的方式相反，存在型人格并不站在权欲的视角去评估并占有，而是平等谦逊地去了解、体验、感受人事物的原本模样，通过这系列行为发挥精神的潜能，并且进行自我的创造：生命力体现在实现这些精神潜能与对外输送价值的行为中，不再向外界寻求或索要便不再会陷入贪得无厌却又无法满足的深渊里，向外输出并表达自身的生命力本身就成为一种无限力量的体现，从生命的熵增走向生命的熵减。

对外界的索取和占有无法填补因生命僵滞而自掘形成的内心空洞，静固的人失去了人的特性，追求价值无非成为服从流水线安排的刻板机器。异化的人格如何进行有成效的自救？唯一的法则是回归到人的纯粹里去，建立在爱生与恋死的理论基础上，弗洛姆指出了成为爱者的答案。作为较后期实用与科普价值大于理论价值的《爱的艺术》并不适合在没有弗洛姆理论基础的情况下作为弗洛姆入门的首本阅读，否则在没有存在与占有的理论框架的情况下，对弗洛姆尖锐地抨击某种模版化的生活方式或对“爱”符合自身理论却在宏观意义上的曲解都有可能感到在阅读过程中整体性的不适。

2023年2月27日

瞧，这个人▪敌基督者的绝唱

初接触尼采是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节选片段，张力十足的艺术表达，反而背后观点在片段中难以完整体现，再接触尼采是读其精神崩溃前最后一部淋漓酣畅地叱骂抨击却在没有相关背景的了解前难解其意的《敌基督者》，所以可以说正式接触到尼采哲学的入门书是第三次接触到的这本《瞧，这个人》。简介处向读者注释：写作本书时尼采已离崩溃不远。文字并不紧凑，形散神也散，但仍然聚集在尼采的个人风格上，奔涌爆发的情绪，或灵光乍现的妙语，作为尼采可以说是个人自传性质的作品，在散文式地自我概括与综述后，对自己出版的每一部作品都做了简单明了的个人导读，导读中重点仍倾向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称这本作品是他最好的。但导读仍然是隔着一层浓霾，要去深入仍需从作品本身入手，所以在读完其他作品后，初看《瞧，这个人》作为入门再回头反观尼采的个人注解，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除了导读之外仍能在导读前的个人综述章节窥见部分尼采的哲思，他反女性气质，反理想主义，反乐观，反善人，所有的代名词都需要在外侧添加上引号，尼采在做一位反叛者，敌基督者，时代精神的革命者，即便没有直接接触过他的著作也许也都曾听说过他的那句反叛宣言：

上帝已死，我是太阳。

尼采甄选一切正面词汇做负面批判，无论是女性气质、理想主义、乐观还是善，对尼采而言都有同一种共同点，它们是不切实际反现实的臆想，宗教操纵政治，用这些浮夸的美好构想去给民众洗脑，让民众安于现状地屈服于基督教会的领导，尼采激烈地抨击当代德国文明，无论在概述还是导读中无处不在：

这个民族带着一个足以令人羡慕的好胃口在前行，以矛盾事物为食，把“信仰”连同科学性，把“基督的爱”连同反犹主义，权力意志（建立“帝国”的意志）连同卑贱者的福音，一股脑儿全吞下去了，竟然还没有消化不良……

在尼采看来，那些受基督精神吹捧的特质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悖论压迫与霸权的社会中为了统治与维稳而推行的伪善之词，那些理想乐观的善人被蒙蔽了理智，在社会反本能反本性的驯化下慢慢失去为人的触感。

基督教道德带来的危害就是，造就了欺骗意志的最恶毒形式，使人蜕化变质。看清这一点后令我愤怒不已的，不是错误被确定为错误了，不是数千年来精神生活中缺乏“善良意志”、自律、守正和勇气，而是缺乏自然。我气愤的是出现了这种绝对可怕的事：反自然这样的东西成了道德而享有极高荣誉，并作为法则，作为绝对命令凌驾于全部人之上！

也许对德国史与宗教改革了解更深的读者会更理解尼采对社会现实不断膨胀黑暗的正面驳斥。反宗教的人性驯化，尼采提出了狄俄尼索斯原型的本能至上的酒神精神，并且在文本风格中也充满了不受限制与束缚的表现力与生命张力，尼采自称悲观主义者也是与主流提倡的乐观者相悖的，悲观意在将直面现实的灰暗，而非捏造幻想的光明。在幻想乌托邦中，人对现实之反人性的步步妥协正反映在那些虚假的“善”中，容忍那种并不必须的软弱，意味着放弃抗争：

我先谈谈善良人的心理吧。为了评估某类人的价值，就要计算他们维持生存所需的成本，也就是说，必须了解他们的生存条件，而善良人的生存条件就是谎言，换句话说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想看到现实情况实际是怎样的。这样无视现实的真实情况不是为了随时激发出好心的本能，更不是为了让只知道关注当下的好心肠人随时来介入。把各种各样的不良状态都视为障碍，视为某种必须消除的东西，这种做法愚蠢至极，总体而言，会引发真正灾难性后果，导致愚蠢的命运，几乎会蠢到为使广大穷人免遭其害而要取消恶劣天气的地步……

尼采的选择是直面真实，即便丑陋现状不会给人带来心理的慰藉，但人可以不断捍卫自己的本能以抗击现实伪善的侵蚀。

“强力意志”由此诞生。

尼采的文字是不收敛的，自大的，狂傲的，每一寸都在与基督教会为敌，比起教会虚伪的“仁爱”，“内敛”，“包容”，尼采的文字充满了激情、主观、桀骜的个人主义，他似乎不忌讳去抨击教会提倡的伪善的“利他”，抨击驯化人向教会忏悔原罪为统治者自我牺牲的道德绑架，不惜扮演声名狼藉的“利己主义者”。故而阅读尼采若脱离原作语境与时代背景断章取义，毫无疑问会易误读，同时文句的热烈表达反而起到强调观点的作用，既可能增加作品的易读性又可能由于用力过度导致读者审美疲劳。但那种用力过度大抵也是尼采为了贯彻“酒神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的强力意志的体现。

作为个人传记与作品导读，《瞧，这个人》也许不似尼采大力推荐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般书写出更完整的哲学体系，反而更接近《敌基督者》大力抨击现状的基调。但抨击并非创造，力量在燃烧中若不耗竭就是反噬，为何它没有成为有力的健康循环，也许答案要在强力意志表达的其他作品中寻找。但无可否认的是，尼采的一生都在炽烈燃烧自己，即便发疯，他也完成了一位先驱者的使命。

我将一个人的伟大概括为amor fati（热爱命运）：不要心怀他想，不管是思前还是想后，永世都不要。面对必然出现之事不要只是忍受，更不要隐藏它——所有理想主义都蔑视必然之物，都是谎言——而是要热爱它……

2023年2月14日

莱拉▪良质哲学的续写

如果说《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故事可以概括为父子间的双向救赎，那《莱拉》的故事梗概就可以概述为斐德洛对莱拉无效的单向协助。作为《禅与摩托车》的老读者，在《莱拉》汉译版推出后很快入手并展开了一轮阅读，文体与前作一如既往相似：哲思与剧情双线穿插，主人公不再是“我”而彻底成为从《摩托车》中被解救后回归大众视野的斐德洛，故事从对莱拉的回忆开始开启篇幅，《摩托车》中尚未展开完全的“良质”哲学也再次回归并借由剧情线性叙事之外的杜森伯里的回忆缓缓展开。

相较于本作，前作《摩托车》的体裁更适合于被定性为波西格个人整合的回忆录，通过肖陶扩的仪式，完成一座具有自我回归与整合之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哲思的片段夹杂在叙事中，萦绕脑中却囿于病态的审判无法公之于众的，当“我”仍然背负着旧日的罪名却最终与克里斯双向和解时，作品中人文关怀的意义超越了文章间有限展开的哲学价值。但《莱拉》的重心却相反，相较前作频繁穿插成为主线的叙事回忆而言，续作采选了更多的笔墨去勾勒良质的哲学观点，比较起情节与思辨二者间的分量，故事无疑成为串联起良质哲学整体交代的叙事线索。

杜森伯里的回忆将斐德洛最初规划的良质哲学的落笔点引导到印第安人的生活模式：对于印第安部族分食佩奥特掌（LSD的原材料）的行为，印第安人称此仪式的意义在于“去除他们当下生命的幻觉，揭示了他们脚下被埋藏的真实”。斐德洛跟随研究印第安人人类学的同事前往并参与进这个部族的活动里，在这场仪式间，斐德洛察觉到自身意念一分为二的体验：暗面的体验鲜明地揭示了出自身对留在这一部族里的渴望，明面却抗拒着这种与日常熟悉的舒适区里相背而驰的体验。这种矛盾的体验让斐德洛的思考进一步展开，他意识到：印第安文明与现代文明看似如此对立的两种文明，前者却正是后者发源的源头所在。

如果你列一张清单，记下欧洲的观察家所描达的美国白人的特征，你会发现这跟美国白人的观察家们所习惯赋予印第安人的特征多有重合，更进一步，如果你再把美国人用来描述欧洲人的所有特征列出来，你会发现它与印第安人对美国白人的看法也高度相关。 为了佐证这一点，斐德洛打算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展示牛仔多么像印第安人，而是要展示印第安人多么像牛仔。为此，他找到了人类学家胡贝尔对夏延印第安男性的描述。 矜持而庄重……[夏延男子]……行动时有一种安静的自信感。他谈吐流利，但绝不随意。他关注着他人的感受，友善而慷慨。如果被招惹，他不轻易发怒，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他在狩猎时生机勃勃，在战争中崇尚奋勇前进。对待敌人，他毫无仁慈悲悯，而且以残暴为荣。他深谙礼仪之道。他既不轻浮，也不木讷，常常一言不发，但也会展露出轻微的幽默感。他在性上是压抑的、自虐的，但这种自虐是通过文化所认同的仪式表达出来的。他在艺术上没有表现出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但是他牢牢地掌握着现实。他以刻板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问题，同时又表现出 显著的重新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的思维高度理性，但又浸染着神秘主义色彩。他的自我很强大，不容易受到威胁。他的超我，正如在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对自己本能冲动的掌控中表现出 来的，具有强大的支配性。他成熱、沉静、从容不迫，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安全感，能够建立舒适的社会关系。他高度焦虑，但这种情绪以制度化的集体表达模式被传导出去，并得到满意的效果。他很少表现出神经质的倾向。 如果这不是对威廉博伊德在三五十部电影中饰演的霍普朗卡西迪的刻画，那就找不到更精准的描述了。除了关于印第安人的神秘主义这一点，胡贝尔对于夏延印第安人的刻面近乎完美。

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人仍花费“数百万美元”去观影，恰好印证着某种深藏内心发挥效用的信仰尺度，有如印第安人所言“去除他们当下生命的幻觉，揭示了他们脚下被埋藏的真实”的精神呼应的需求。如同被现代文明神秘化的印第安部族分食佩奥特掌的仪式，电影成为现代人精神或信仰唤起的另一种宗教仪式。

囿于现代人类学研究的限制（人文学科试图以物质实证去反推文化，但文化不属于物质，就如同尝试以秤砣称量色彩的质量），斐德洛放弃在印第安人类学的赛道上拓展疆土，转而回归到这个他更熟悉的领域来创作表达同一主题的良质哲学：不被心智科学所认同的原始文明却实实在在地应用在现代人的精神中，正是这些存在并发挥效用的价值内容被斐德洛命名为良质，而良质不被接受的最大原因在于与实证主义之间的矛盾：实证主义作为经验主义的分支，否定良质的经验属性。但在斐德洛认为，良质之价值却比主客体的实在更具有经验性。

用另一种假说来解释：人不可吸收到除感官或感官提供的信息思考之外的人类知识，但艺术、道德、信仰等形而上领域的经验却同样可验证不为心智所看到的先验的存在，它们如同一种隐性的情结，通过吸收外部材料后才得以在浮出意识的潜意识意象中显现，脱离现实的梦境，或缺乏线索或依据的意指，被荣格提出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原型概念恰也与良质有异曲同工之妙。

斐德洛最终的实验方向决定以形而上学的工具将各处一段的良质与实证主义连接起来，又即：将东方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相连起来。

但瑞乔的发难让斐德洛陷入了被攻击的混沌中，斐德洛提出的良质却恰好在这个时代给反因果的嬉皮精神做背书（《摩托车》踏东风一举成为时代畅销文学），瑞乔责问斐德洛莱拉与罪犯是否也具有良质。瑞乔用维多利亚式道德抨击被其划分入嬉皮阵营的良质观，但讽刺的是，瑞乔却恰好是一个与维多利亚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人，他的发难仅仅依赖于身处权威高地的优势，给损害自己某一情感的人以混乱。借由这被扰乱引发的思考，斐德洛以良质形而上学的哲学原理补全了主客体形而上学在厘清价值概念上的缺陷，《禅与摩托车》里反因果的重要观点再度以“磁铁与铁屑”的案例被提及：相比于说“磁铁是铁屑向它移动的原因”，你可以说“铁屑认同向磁铁移动的价值”。因果和价值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蕴含一种绝对，价值的隐含意义则是一种偏好，这也是经典科学的绝对与量子科学选择的冲突。反因果并不意味着放弃人类天赋，而是以人类的天赋否定桀骜又脱离实际的认知霸权，尽力而为以更贴切客观中立的视角描述更远离意识臆想的客观实际。

随后斐德洛做出了良质应用的重要切分：良质包含跃动良质与静固良质，后者又被区分为无机、生物、社会、心智（N、F、S、T。25/10/20回顾批注）的四大分类。斐德洛将瑞乔质疑的莱拉定性为拥有生物的良质，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对静固良质的切分分类似乎又陷入主客体形而上学一般硬性分类的桎梏中去。但基于这一分类斐德洛又指出不同阶段的静固良质也有彼此相克的关系。莱拉的良质让斐德洛既感到吸引，又感到困惑，既感到熟悉，又感到抗拒。

良质形而上学的整体框架至此搭建完毕。

第二部的斐德洛带着初成型的哲学体系回归了流动的城市，他意识到个体与集体间具有的冲突，在脱离个人之外，似乎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巨人”，它不属于人，属于天外之物，它创造着文明，让文明为己所用，人类只是居住其中，成为其自由挥洒笔墨的材料。再一次想起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宏观或微观的文化之中，只是人类自以为在创造，实际上只是不断呈现原始心灵中既有的宝藏，被斐德洛称为良质的价值体系，或精神，或信仰，牵引着群体跃动着。不同的价值仿佛“众神”般彼此吞并，名声仿佛就代表着吞并的实力，斐德洛指出这一“高吃低”的行径是不道德的。群体文化免疫系统对超出“群体叙事认知”的事物、现实或人物都擅长发起一视同仁的攻击与驱逐。如若良质没有优劣是非之分，引起纷争与灾患的都是日渐膨胀的集体霸权，对权欲管辖范围之外他者精神与思想的整风与围捕。

斐德洛对此道德与否的判断恰是在强调静固良质的大众性与社会性的危害，实际上每个个体都具有个体所属的静固良质，即便在宏观角度看来如同“道”与“逻各斯”二者所代表的不同社群的文化差异。但名声只决定这一价值对外的影响，在外的彰显激发个体内部尚未觉醒的精神，并引导它被一并激发。精神激活会有自发外化的本能，个体却习惯于在外界的争取中迷失了自我，才出现了对主体性的斗争。实际上没有客体能够剥夺个体的主体性，那种价值或精神的“侵略”与“入侵”也成为个体的自发唤醒与吸收。感受到被吞并的本质是遭遇吸引：外部信息干扰内部已激活的既有价值，若要完成对抗须以个体精神的进一步外化去阻止个体体验的偏离，即：必须百分百地发挥个体能动的体验与注意。入驻客体被动体验到的打动与唤醒主体主动体验到的打动的价值所蕴含力量的深浅广阔程度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不可避免外界闯入的互动中，主体性时刻抗争或臣服，静固的部分是个体的常态，弹性的部分成为无休止的跃动的追求。

第三部的叙事占比较之前章节则更大，思辨从个体到集体现实中更进一步的回归。剧情中莱拉进入了斐德洛曾非常熟悉的精神崩溃状态。在斐德洛深思熟虑后做出搭上余生陪伴莱拉的决定时，莱拉却离开了。出乎意料的开始，突如其来的结束，船舱里寂静，只留下莱拉捡来的破娃娃。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像那样低着头。这是最让人心碎的一幕，她身上最吸引人的东西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目光灼灼的样子，那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只忠实于自我的人才有的样子。 现在，那种东西不见了。

生物良质是他给莱拉刻上最刻板的章，在斐德洛的认知里，他并不具有了解莱拉所想与莱拉是谁的能力。那曾托付于他手上的盲信，女子脱口而出的那句“你是一个独行侠，跟我一样”背后的意义并不为他所知。具有某种相同孤僻特质的同类气息，曾精神崩溃与正面临精神崩溃的，冲突后的斐德洛计划着拯救的同时，信念却已在莱拉处崩溃瓦解了。不知斐德洛计划着拯救的背后目的是否出自于自己破碎的曾经，还是单单出自于对自身价值的捍卫，他目送她离开，所有不解都没有答案，他放弃去撰写一个答案。

挥别一切后，斐德洛回到船上，感到一身轻松，他想起来杜森伯里与印第安，故事是这样结尾的：

美国人不需要到东方去学习神秘主义的东西。它一直就在这，就在美国。在东方，他们用仪式、熏香、宝塔、唱诵，当然了，还有年入数百万美金的庞大组织企业来装点它。美国印第安人没有做这些。他们的方式是全无组织的，他们不索取任何东西，他们不大张旗鼓。这就是人们低估了他们的原因。 斐德洛记得，在那次佩奥特掌聚会结束之后，他对杜森伯里说过：“印度教的认识只是对这些的低级模仿！在那些虛张声势的东西开始之前，这一定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他还记得，弗朗兹·博厄斯曾说过，在原始文化中，人们只谈论实际经验。他们不讨论什么是德性、善、悉、美；他们就像我们未受教育的阶层那样，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不会超出特定的人在特定情况下表现出的德性，不会超出他们身边族人的善行与恶行，不会超出某一个男人、女人或东西的美。他们不谈论抽象观念。但博厄斯说：“达科他印第安人认为好是一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他会对某人说“看顾你的好”，而不是说“好好的”。 确实如此，斐德洛想，而且非常客观。但这就好像一个探险家注意到悬崖的侧壁上显现出一条巨大的纯黄色金属矿脉，他打开日记，记下情况，然后，到此为止。因为他唯一的兴趣只是事实，不想深入评估或解读。 好是一个名词。足矣。这就是斐德洛一直在寻找的。这就是越过围栏，结束了整场比赛的本全打。好，作为一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良质形而上学”的全部。当然，终极的良质不是一个名词或形容词或任何可以被定义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整个“良质形而上学”缩减成一句话，那就是它了。

良质的草图或莱拉的故事便至此结束了，但斐德洛与好的哲思却呼应了故事的开端：等待回归的印第安旧地，旅途仍在继续。

2023年2月12日

存在主义伴侣对照组▪真实的承受与无能的逃避

29年春天，波伏娃的身边出现了不再会缺席的一生伴侣萨特的侧影。第二性的社会身份却给予了波伏娃真诚的力量，让她以真实抗衡而非生存于依附外界的仇恨或臣服的幻影之上。作为她灵魂与思想上如影随形的伴侣，萨特以自身“第一性”视角的生存态度成为波伏娃的对照组。开放关系对波伏娃而言意味着毫无保留地给所有伴侣们自己能给出的全部，于萨特而言更多却意味着靠征服去证明自己，甩开虚弱无能缺乏魅力的阴影头衔，在这段开放关系中，波伏娃仍被萨特视作他本质的爱，在他们间这份永恒的伴侣关系里，萨特看到了唯一一份势均力敌相伴与同行的可能性。

早期萨特在学术上已显出其独到的天才，而随着厚积薄发后期的波伏娃与时俱进愈发趋近于严谨与完善的智慧也很快让萨特明白：绝大多数时候二人间的争论总是海狸正确。智识上的交锋让他们彼此成就，萨特总在波伏娃的引导下撰写出更完善的体系，波伏娃也依赖这份智识与心灵上绝对的平等去更勇敢地对抗外界的阻碍，这份勇气让她得以身体力行地对抗一切非议成为“泉水”：

“我有一种很确定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特，我感到自己内心极其丰富，而且这种丰富会留下痕迹，我将会说出被别人倾听的话，我的生活将会是一孔供他人不断汲取的泉水，我很确定这是我的使命。”

萨特与波伏娃最大的冲突在于他们所应用哲学背后的本质，正如序言中的这段简短概括：

萨特不惜笔墨来论证他者对自我的物化“凝视”。他认为这种“凝视”会将我们囚禁在臣服的关系中。波伏瓦对此持不同观点，她认为要过好一生，人应当被他者看见，但必须以一种对的方式被看见。

萨特的选择是成为凝视者，以主体的权欲去统治个体所见的这个他者无处不在的世界。这一哲学观点看似具有一种不自我提及的坦率（一如萨特回忆录自传的《词语》只写到自己的12岁），背后却过分依赖那种充满虚幻力度的希望的遐思，以及尽己所能地蔑视脆弱或苦难，仿佛它们不值一提，但蔑视的实质却是逃避处境（这最终也成为萨特的死穴）。波伏娃与萨特关系间最初的罅隙也在于萨特无法忍受波伏娃在其面前流露脆弱：

在扎扎葬礼的前一天，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矛盾爆发了。萨特指责波伏瓦太过沉溺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之中，波伏瓦为此流下了眼泪。波伏瓦说：“这并不是苦涩的眼泪，而是孕育着一股力量的眼泪，从眼泪中我感觉到自己心里女神的崛起，那个从长眠中醒来的女神。”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波伏瓦和萨特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每当波伏瓦情感上需要安慰的时候，她会去找别人而不是萨特。扎扎去世之后，波伏瓦去找了埃莱娜。

同时萨特对自己或其他的情人也都保有统一的标准：

当时21岁的萨特在给西蒙娜·若利韦的回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她感到恶心： 你是希望我看到你的忸怩作态就态度温柔起来吗？你以为我会因为为了你好，为了我好就改变立场吗？我一度也想要搞这种戏码……但现在的我憎恨和鄙视所有像你这样陶醉在自己的忧伤里几个小时无法自拔的人……要知道，伴随忧伤而来的总是懒惰……你我相隔500公里，你以为你写信告诉我你的忧伤，我就能跟你一样沉湎于忧伤情绪中吗？要是能这样，那你干脆写信给国际联盟吧。

波伏娃的选择是面对成为被凝视者的处境，如同“第二性”的承受者所无法避免的那般，她不逃避这个现实。在这种果敢的选择下，波伏娃没有出于呼应凝视者愿景的抗衡或臣服去爱人（“1929年，波伏瓦仍在权衡自己要不要选择萨特。9月2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萨特不懂爱情，尽管他是个情场老手，但是他从没有真正地经历过爱情。”），相反，她以一颗无比真挚而严肃正直的心去爱她所有的伴侣与友人，她欣然接纳爱人向自己袒露的真实与秘密，也同样诚恳地接纳爱人的脆弱与苦难，无所谓自身价值是否在他者眼中的世界里被利用或榨取，波伏娃不逃避他者的凝视，以自身的真情去应对，在凝视与流言中，义无反顾地成为“人”本身。

二者的异同在波伏娃的一位情人朗兹曼看来便是：

“波伏瓦与萨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使得他们处于抑郁或绝望的边缘。在萨特身上表现为“忧郁和消沉”，他用安非他命、写作和调情诱惑来对抗这些情绪。在波伏瓦身上，这表现为朗兹曼所说的“爆发”： 坐着、站着或躺着，在车里或步行，在公共场合或私下里，波伏瓦会突然猛烈地抽泣起来，全身上下因为喘气而颤抖，心碎不已的哭声不时被无法表达的绝望打断。我不记得第一次了，在我们一起度过的七年里，这种事发生了很多次，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从来没有与她做过的什么错事或不幸联系在一起。相反，她似乎是撞在了幸福的岩石上，被幸福撞碎了。”

萨特选择避开以化解迎头而来的重击，巧妙地通过将重心安全着陆以应对，波伏娃选择以强烈的生命去承受它。若类比推巨石的西西弗斯，萨特会是始终想着终有一天会成功的希望将巨石推上山顶的人（活在未来），波伏娃是承受每一次滑落的悲痛仍被“幸福撞碎般”地把巨石推上山顶的人（活在当下）。

仍有出路化险为夷时，萨特的天才乐观让他应对险境的力量如同波伏娃一般强大，同时他的轻盈与戏谑又为其增添了一丝玩世不恭的桀骜魅力。但当希望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地导出谜底与答案时，精神与灵魂将再也无法避开这重击。衰老与消极的生活习惯让晚年的萨特彻底失明，从起初坚信着终有一天会恢复光明以维系自己即将燃烧殆尽的生命力，到无法再哄骗自己这一不可实现的幻景，萨特郁郁终日，正成为了他年轻时日最憎恶的那一类人。萨特曾作为一个时代最伟大的存在主义风向标的代言者，花费一生精力向外界证明着如何对抗生命之虚无与荒诞，成为众人争相效仿的精神偶像，却终了无法面对人生最后“衰老”的终极课题。

现代文明仍在逃避面临这种处境，人类推出对婴幼儿的关怀，对青少年健康的教育，对中年危机的关注，却以敷衍的“关怀空巢老人”的口号跳过衰老的老年阶段，直接步入了临终关怀。人们倘若坦然地看待一瞬而过的死亡，却仍对漫长的衰老感到惶恐与不安。老年所接触的外部因素与婴幼儿时期最为接近，不济的精力与体力，认知与协调能力的衰退，外部能实现的刺激因素也如此有限，与保温室里的初生儿一同成为唯二被隔绝在世界之外的两个群体，也终将如初生儿一般体验几近于无。但没有人会对新生感到如衰老一般悲凉或渴望逃避，当胎儿尚对“希望”或“未来”成人所寄托的概念没有认知时，他们仍然隔绝着一切外界丰饶多姿的干扰以最纯粹的状态存在着。

若人类天生残疾却没有残疾的概念，犹如另一物种一般，无非似水中鱼不着陆，林间鹿不善水，鱼鹿鸟都自在游水跳跃或翱翔，衰老的狮子也不为自己丧失猎捕能力而唉声载道。

相较于其他生物（如果如人所揣测的那样），人进化出面对衰老时显然赘余的意识，从诞生走向死亡，如衔尾蛇之环般首尾相连而非中途截断，割舍去所有入侵带来的干扰后回归最初的纯粹成为需要耗费一生去再学习的技能。

衰老的课题迟早会浮现回大众的视野，作为无可避免的最后一段人生旅程，赤子的初心理应在衰老里得到朴素的回归。

2022年12月20日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的革新与局限

一

精神分析的诞生拉开了新学科蓬勃发展的序幕，随之兴起不少由精神分析演变而来其他门派的璨然新星，尤其在不久后衍生而出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中，以个人细腻尖锐又锋利独特的视角建立起分析理论推动理论心理学发展的女性精分学者卡伦霍妮当属其中之一的佼佼者。《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作为霍妮的代表作之一，详尽地在文本中表达了霍妮学说的中心思想。

霍妮的理论在对弗洛伊德建立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建立，同时还结合了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会对人造成的个性方面的影响，相较于传统精神分析的泛性论过于强调生物科学对人的作用而忽略文化氛围对人的作用，霍妮则直接亮明自己的反对态度，表达出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她对文化因素的重视，她强调到：

尽管人类学家或直接或隐晦地提及过，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有诸多差异，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亦是如此，但这一点依旧很少人能够理解。正如萨丕尔所说，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便是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的含义。

而霍妮强调人类学的意义的同时，也在借此机会反驳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的“理性”是不可靠的：

如果更进一步运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有关人性的某些观念可以说简单而天真，就譬如，我们总认为竞争心理、兄弟不和、夫妻恩爱乃人性使然。事实上，我们对“正常”的理解，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认同的行为及情感标准，社会将这些特定的标准强加于其成员身上。但由于文化、阶段、阶级及性别差异，这些标准也不尽相同。

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弗洛伊德得出许多不恰当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认知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一成不变地遵循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忽视文化因素，才致使精神分析看起来似乎潜力无穷，不过，精神分析实则已经穷途末路，只能靠滥用晦涩难懂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撑场面。

在这一肯定文化作用与批判传统精分局限性的前提下，霍妮后续围绕“焦虑”论述的关于权力、财富、竞争、拒绝竞争的神经症倾向等的个人理论也由此展开。

二

正如弗洛伊德强调性欲，阿德勒强调权欲，弗洛姆强调占有一般，霍妮也以个人多年的研究经验得出了自己理论之下要重点陈述的中心概念——焦虑。霍妮指出：

若是撇开表面现象，直接深入引起神经症的根源问题中去，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神经症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焦虑，以及神经症患者为了对抗焦虑而建立起的自我防护机制。

焦虑的生成，既可能纯粹地属于人的本能范畴，如在生死攸关的危机场合下诞生的恐惧感，像所有生物都会共有的反应一般，霍妮认为焦虑和恐惧正是同一本质在不同程度上的变体，绝大多数常态下的神经症的衍发正由此而来。但焦虑的生成也可能属于文化范畴，出于不同文化时代对安全感的不同定义：有的时代意味着财富就是安全，而有的时代不需要追求财富也能从权欲或其他事物上获得安全感，安全感的缺失便导致了焦虑诞生。这一类型的焦虑便是由文化局限性导致的。

同时霍妮也指出文化局限造成时代性处于健康范畴内的焦虑症也可由文化性的保护制度解除或减轻，并且比起自身建立起的防御机制，遵循时代规则的保护制度显得更“经济划算”：

存在于文化环境中的恐惧通常会因某些保护制度而得以消除，例如禁忌、仪式、习俗等等。一般而言，相比于神经症患者自身建立起的防御机制，这些依据保护制度而建立起的恐惧防御机制显得更为容易且经济。因此，正常人虽然无法逃离自身文化所带来的恐惧，无法摆脱这一文化下的防御机制，不过总得来说，还是能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能享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学会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提供给自己的种种机会。

而焦虑既是正常人身上的常态，又是神经症爆发的诱因，那么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由这种文化性焦虑诞生，霍妮反推出神经症患者与常人的区别：“反过来说，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带来的痛苦限度以内。”

随后霍妮更详尽地描述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本质与行为上表现出的现象差异：

神经症患者总是试图寻找妥协的办法，在这里不妨称之为病态的妥协办法，因为相比于正常人的解决方式，他们的妥协不仅难以令人满意，甚至会以损伤其人格的完整性为代价。

虽然人们对人格结构了解不多，但却仍然可以从所有神经症中辨识出两个特征：一是反映方式上的固执，二是潜能和实现间的脱节。

神经症是一种由恐惧、由抵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试图找出缓和冲突倾向的妥协方式而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角度出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导致其行为偏离特定文化中大众普遍的行为模式时，我们才能称之为神经症。

即便在精神分析领域上，作为女性研究者的霍妮仍在论证部分指出了察觉到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对两性角色的区别对待：

……为什么这种反应多见于女性而不是男性，我们可以从文化背景中找到原因——我们的文化将成功视为男人的领域。当然，这种反应并不是女性天生固有的特质，因为如果将情形反转，女性变得更加强壮、更将聪颖、更加成功，那么男性也会有同样的行为反应。因为我们的文化坚信，除爱情外，男人在一切领域都比女人更加优秀。如果这种态度出现在男人身上，那它很少会披上崇拜的伪装，而是常常会公开、坦率地表露出来，直接损害女人的利益和事业。

也许是因为霍妮所持理论观点与传统精神分析的观点不同而导致与研究所内其他同事产生分歧，也许也因她对外提出人也可以以“自我分析”的形式去替代价格高昂的咨询进行自我疗愈授人以渔的观点动到了分析行业从事者们的蛋糕，最终于1941年，研究所剥夺了霍妮的讲师资格，而霍妮指导个人分析进而自我疗愈的《自我分析》也于次年出版。

三

霍妮在序言部分就已指出她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具有局限性：

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整套理论，那么，我这里所提及的一切对你而言都称不上是精神分析。但是，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根本是某些特定的基本思路，其目的在于解析无意识过程的作用以及这一过程的表现方式，并且以心理治疗的方式使这些过程得以察觉，那么，我这里提到的就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我认为，全然拥护弗洛伊德的理论，会使我们面临僵化的危险，即我们在神经症中只能发现那些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东西。这是一种会导致精神分析停滞不前的危险。

而除了指出这种停滞的威胁之外，后文霍妮就推翻泛性论的统治地位，否认俄狄浦斯情节的绝对性进行了相应的精彩论证：

何况，如果我们完全按照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没有得到满足的力比多是追求爱的驱动力，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在一些从生理学角度看性生活非常满足的人身上，为什么也同样能发现他们对爱的渴望以及这种渴望带来的病态表现——强烈的占有欲、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或觉得自己不被需要等等。这是因为这些情况毋庸置疑地切实存在着，说明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性领域外的范畴。

……总的来说，正如“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样，看起来像性欲的反应也不一定就是性欲。事实上，大部分看起来像是性欲的反应，都和性欲没什么关系，那只不过是一种对安全感的渴望。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们对性的态度确实有很大改善，我们在性关系中更为自由，也更有能力获得性满足。后一点尤其适用于女性，人们不再普遍认为女性应当有性冷淡的特质，反而觉得那是一种缺憾。但尽管人们的态度发生了种种变化，这种进步依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程度。因为今天的许多性行为更多地是作为心理紧张的宣泄手段，而不是由真正的性驱力推动的。性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镇静方式，而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或欢愉。

精神分析的观念里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文化情境。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不辞辛苦地肯定了性应有的重要性。但在细节上，许多被视为是性欲的现象，实际上是复杂的神经症的表现，尤其是对爱的病态需求的表现。例如，对医生的某些性欲，通常被认为是对父亲或母亲的性固着作用的再现，但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一种真正的性渴望，而是为了缓解焦虑寻找的一些安全保障。病人常常讲述自己的各种想象和梦境，表现自己想回到母亲怀中的渴望，或是干脆表现出一种想要回到母亲的子宫中的愿望，这种愿望暗示了一种对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但是，我们可别忘了，这种明显的移情表现，可能只是患者渴望得到爱或得到庇护的一种形式。

即使将病人对医生的性渴望理解为其对父亲或母亲性欲的再现，那也不足以证明幼儿依赖父母实际上是一种性依赖。确实，大量证据表明，成年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出的爱与嫉妒的特征，也就是那些被弗洛伊德描述为俄狄浦斯情节的特征，很可能在其童年时代就已形成，只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么常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人类自发的一种心理过程，而是多种不同的心理过程互相影响的结果。它或许只是儿童作出的一种相当简单的反应，可能源于父母充满性色彩的爱抚，也可能源于目睹了性场面，又可能源于承受了父母盲目的爱。但另一方面，俄狄浦斯情结可能又是某种相当复杂的过程的产物。就像我之前说的，在那些为俄狄浦斯情结发育提供了条件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的心中往往存在许多恐惧与敌意，而在他们压抑自身恐惧与敌意的同时，心中会产生种种焦虑。我认为，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主要原因为孩子为了寻求安全庇护而紧紧依附于父母中的一方。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这种疯狂滋生的俄狄浦斯情节，恰恰显示出了神经症患者对爱的病态需求的诸多特征和倾向，如对无条件的爱的过分需求、嫉妒心、占有欲以及因为被拒绝而产生的仇恨心理等等。事实上，这些病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引发神经症的根源，而不过是一种神经症的表现形式。

同样霍妮也强调了对非理性因素作用的重视：

我们可以感受爱、感受愤怒、感受怀疑，但这些感觉十分短暂，以至于它们还没进入我们的意识中便被我们遗忘。这些转瞬即逝的感觉之间可能确实毫无关联，但它们的背后却可能同样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动力。我们对某种感觉的感知程度并不代表着其真正的力量或重要性。回到焦虑这一问题上，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焦虑，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已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即便未有深入地领略精神分析学科的完整图景，我们也能领悟到精神分析带给人们的启示之一就在于：提高个体对理性的警惕。理性既可以成为便捷生活的道具，也可能成为拖延发展的困境，过分信赖理性，反而会蒙蔽人对真实的觉察。

四

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的前提正是生物科学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性，这种科学主义的霸权在于它给出了一个“可证伪/可推翻/可重建”的前提出来，然后以此为契机威严而不失霸道地垄断。尤其当涉及到它尚未明晰的领域去时，那种与生俱来的不谦逊便高调亮相了：在现有基础上开拓一片新的疆土，为了验证自己需要的答案寻找可用于验证的材料，对于以另一频率出现的所谓“巧合”或“误差情况”，就算用一些概括性词汇抽象概述它或直接忽略它，也不肯就此承认自身的局限性。

即便霍妮抨击弗洛伊德的生物科学至上的泛性论，或简单批判阿德勒理论的过于单薄，但最终这些批判却也回归到霍妮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局限于“焦虑”并止步于批判性吸收传统精神分析学说后的短浅。霍妮继承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泛性论外另一重意义上的科学主义霸权，过度依赖防御机制的套用，进行过于绝对化的表意：任意带有神经症症状风格的不合常理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内容都在于借此避免改变自身的某种创伤体验，一个行为背后必然有“避免”或“抑制”的动机，借此借彼而达到某种目的。他们没有就其他鲜明的可能性进行后续的推论或推断，又无法对未知进行清晰地证伪，最后定论称这种未知只是无意义的表象，联系着背后的防御机制，联系着不愿改变现状的心理惯性。

这种轻而易举把一切都归入“无意义的表象”的果断也意味着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定型的思维条件也让人习惯于先入为主地给未知盖棺定论了。这种理性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它们都以一种权威的形式排除那些对自身学说建立无益的“干扰选项”，以保证自身学说底层原理运行的纯粹与通畅，但这种坚决的肯定或否决又形成鲜明的弊端：鲁莽地划定范围后，于是便局限于这小小一片天地内的推演与创造，绝口不提其他可能与所谓“常态化”更为接近的内核与现象背后的隐因。

而这种人为设置的禁锢就如因为主动放弃拓宽视角而原地打转地自顾自地停留，越是注意那一块狭小而曾适用于某方面的重点，越是会仅仅局限于此。如果无法放下手上这一块挖出来的西瓜，总会错过整片果园逛不完的全貌。逛不完是既不意外又不遗憾的常态，但因执着于西瓜便声称果园里主要有西瓜乃至只有西瓜就是一种引人疲惫的乏味了。

纠结于某一种有限水果的宏观意义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还有研究者会相继声称发现了果园里的主要产物是苹果桃子李子或梨，那些上一个时代遗留的传统或研究，在下一个时代与传统的研究者手上就又被推翻，这种水果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果园究竟会生成什么？这些可能性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会是叠加的，是否会有定论，何时会有定论。局限与推翻成为常态，而真理也不见得在其中真的会越辩越明。但每一种解释都为它的作用处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正如霍妮对文化性的“保护制度”的肯定，即便每个时代它都会更新替换，但在每个时代它们都作为时代的工具发挥自身的效用。传统或伦理都可能成为漂浮的，轻信的，短浅的，不必留恋却可以彰显价值的。在这些实用性中，对真理的追寻便不再是急迫的，对真理急于进行盖棺定论的意愿更是成为仓促而狂妄的。

生活不会因真理没有被揭示昭告而驻足，时间总在流动，在逝去。相比执着于不断追寻试图找到生命的真理究竟归属于精神分析中的某一段学说，还是归属于某种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的解释，不如选择自我所适应所向往的那个答案，“答案”只指出方向，生活才是在路上，画一幅怎样的蓝图成为我们所唯一能做到能去做的，这是生命本身，即便我们无法知道它究竟具有任何意义。

2022年12月20日

地下室手记▪身份失格与拉锯式救赎

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我认为，我的肝脏有病。然而，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病情，甚至大概都搞不清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去看过病，尽管我尊重医学和医生。何况，我还极其迷信。唔，即便如此，我仍旧尊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不至于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去看病的。对此，你们大概是很难理解的。唔，可我却心知肚明。当然啰，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和谁在赌气。我也十分明白，我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决不会使他们受损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会损害自己一个人，而不会伤及任何人。然而，尽管如此，如果说我没去看病，那还是因为我在赌气。肝脏疼痛，那就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地下室手记》便以如此一段充满陀氏风格的地下室人自白开启了由十万字铺陈完毕的小说篇幅，围绕着“我”是如何的人展开自白，强调自己宣言的病情，而后开始近乎有些长篇累牍不能参透其真实含义地拉锯：“我”的肝脏病了，“我”绝非迷信，但是“我”仍然迷信，所以“我”不前往医院，是出于赌气，但这除了损害自己外不会损害任何人，即便如此，“我”仍然选择赌气。

而没过多久的几个段落后又出现了地下室人的另一端与上一段文字表达冲突的自白：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己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才能有所成就。

在开篇即声称的个性凶狠没过多久就再度被自己迅速驳回，作为整部作品最特色鲜明的车轱辘话一般的语言模式，它会贯穿《地下室手记》的始终，你无法判断出它究竟是饱含着真诚还是用于讽刺，这种不断在同一事物判断上的先肯定再否定或先否定再肯定就这样嘲弄着每一位试图把文句信息认真吸收对待的读者们，但是即便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中地下室人的表达似乎语义不明，含在其中却还有一种更真挚也更深刻的反思含义：对于身份与自我价值的深深质疑。

在地下室人意识流的狂乱自白中不久读者们就可找到与其“自我认知”身份定位相关的线索：主角“我”是一位领取微薄工资的“八等文官”，正如“我”的自我表达来回肯定又否定的态度一般，这个蝼蚁一般微不足道的“自我定位”也成为了地下室人所无法抗拒且必须承受的事实，这一身份显现出了地下室人同样的困恼：他以这一身份为耻，不仅是这一身份，是以“我”的这一整个的身份为最深刻的耻辱。

学生时代不受追捧的自己激起了对饱受欢迎的同窗的嫉恨，而这憎恶与嫉恨并未随着时光远走而淡去，反而强烈一如既往地延续到了今天，乃至在偶然相会老同学后饱含嫉恨地要求去参与他们给另一人的送行会，即便这一去身上钱袋甚至无法给自家家仆开完一个月应开的酬劳。地下室人去往送行会，而同窗对自己暗含恶意的点评让地下室人抓牢了这个借此爆发的机会，在酒精作用下把失控的情绪逐渐推向高潮，在房间中向着众人大闹一场，也彻底撕下了同学与他之间那种冷淡疏远之余尽可能客气的礼貌。他与众人在你来我往白热化的针锋相对中扫兴离场，结束的契机竟还是在同学们转移去下一娱乐场所时自己未能及时跟上而由此错过。

而与立誓要在送行会上给所有人颜色看的强烈的心理色彩相冲突的后续是：错过了后续继续报复性惹恼同窗们的机会后，地下室人出现了一个急迫不已的念头：必须向同学们澄清，自己的失礼行为仅仅是出于自己“沾不得酒”的特质，以此换回他们的尊敬与原谅。

不再是在文章中太多次出现的仅仅在语意上的先肯再否，而是升级成为了行为，如同在他急迫地渴望对着同窗们大闹一顿时的愤恨恶毒饱含真诚，同样奢求着同窗们原谅、尊敬、接纳甚至不可想象的友谊时的愧疚与渴望同样也饱含真诚，地下室人精神的矛盾色彩从单纯的语句表达中升级，扩张到了行为本身。正如“我”开篇所言的“我是个凶狠的人”转到不久以后的“我不会成为凶狠的人”，借这一送行会事件无比形象地给两种观点都做了强有力的举证，“我”既希望表现出凶狠，可又深知无法凶狠，在报复性行为的背后是强烈地希望获取无法企及阵营的认可与接纳，而正是因为那理想阵营的无法企及，“我”在求而不得的悲泣与报复性的发泄状态中来回踱步。

再回头看这一段自述便有了全新体悟：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己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才能有所成就。

这种对现状不满的愤懑与无力改变的愁苦不断纠缠扭曲，处于这两个状态之间，既无法完全地摒弃希望唾弃它，又无法全然地投入其中归属它，这一至关重要的矛盾与挣扎导致了“我”不属于任何一端阵营的身份失格，但“我”仍需要一个归属之处，一个去用于自我认同的身份，最终无法“成为任何一种人”的“我”选择在四面立起聊以自慰的虚假城墙，成为了一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人”。

《地下室手记》除了主人公意识流的矛盾自白外，还由三个事件串起了整本故事的剧情线索，第一个事件是小说第一部分穿插在意识流独白中“我”与一名不相识的将军在街边相遇数次时的暗中斗气（在最终以“我”满意的姿态大获全胜），第二个事件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送行会事件，第三个事件紧密地衔接在第二事件之后：在未能成功找到老同学们的风月场所里，主人公认识了被家人卖到此处的少女丽莎。

在第三个事件中，“我”酒醒后看到了身旁的少女，急切地表达自己并非是一个喜于流连这种场所的男子，仅仅是出于找人的目的才出现在这里，随后开始对她关切地询问，试图情理交融地拯救这位麻木的失足少女，在谈到兴头之上，“我”也被自己关于幸福家庭美满爱情的演讲感动到，而少女再也无法借由强行佯装的麻木去克制自己的情绪。

她趴伏在床上，双手抱住枕头，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她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她那整个年轻的身体痉挛般地不停颤抖。憋在心底的悲伤重压着她，撕扯着她，突然喷发出来，变成了号啕大哭，变成了声声喊叫。于是她更使劲地把脸深埋进枕头里：她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好心肠的人知道她的痛苦和眼泪。她咬着枕头，把自己的一只手都咬出了血（这是我后来看到的），或者用手指死死地抓住自己那散乱的发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一动不动地硬是强忍着。

而在此情此景下担演着救赎者的“我”情不自禁地做出了最后也最错误的一个抉择：把自己的地址交给了丽莎。“我”借由对一位身世凄惨的姑娘的救赎与引导完成了这一出抬高自己身价的自我高潮的圆满话剧，但当它奏效的那一刻起：

我却突然胆战心惊了。不，我还从来不曾、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的绝望！”

这也意味着“我”必须承担做出这一系列行为后的责任。而“我”哪怕是在想象中也不知如何应对丽莎到来的场景，但即便如此“我”仍要抓住通过臆想一遍遍实现自我高潮的机会：自然而然地赢得了被拯救少女的告白，两厢情愿地步入婚姻，美满的家庭。而正在某次自己面红耳赤地抓住仆人大声尖叫的时刻，丽莎目睹了“我”的窘境。

起初“我”还可以佯作镇定地引导话题，但少女的沉默与忐忑在没多久后迅速击溃了“我”理智的防线，于是在少女面前“我”又上演了一出与曾经拯救的桥段所大为不同的完全相悖的话剧：从神叨叨地痛斥仆人转到对少女的大肆羞辱，然后将自己对自己的痛斥也搬上舞台，“我”本希望借恼怒地宣泄卖力地彰显自己的无耻，以此在这一角斗场上击垮丽莎最后一丝对“我”的期望，再一次赢得一场角斗。但丽莎没有如“我”预期般表现：

她脸上的恐惧感和屈辱感，先是被痛苦和讶异所取代，而当我痛哭流涕，把自己称作下流坯和恶棍的时候（我是声泪俱下说完那一段宏篇大论的），她的整个脸由于抽搐而扭曲了。她一度想站起来，阻止我说下去。当我说完后，她竟毫不在意我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的叫喊，而关注的是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心里必定苦不堪言。何况她备受凌辱，可怜至极。她认为自己与我相比是无比的低贱。那么她又怎么会生气、叫屈呢？在一阵无可遏制的冲动中，她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整个人都准备扑向我，但依旧胆怯了，不敢离开原地，只是向我伸出了双手……顿时，我的心也波翻浪涌。这时，她猛地扑到我身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并且痛哭起来。我也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

“我”的表现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

但随着这一场歇斯底里的发作在少女温柔的怀抱里平静下来，“地下室”的理智再一次占领上风，而地下室人的自述在此处省略了十五分钟的桥段，我们无从得知这十五分钟内少女与“我”发生了什么，唯一可知的是在十五分钟前如春意般绽放着爱意的少女被抽干了方才的所有活力，而“我”在房间中心烦意乱地奔跑。

她已经明白，我的激情爆发就是一种报复，对她的一种新的侮辱，而且，在我刚才那种几乎没有对象的憎恨中，现在又增加了一种对她个人的、饱含嫉妒的憎恨……但是，我还不能肯定，她是否已经一清二楚地理解了所有这一切；不过她已经完全明白了，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而且最主要的是，我无法爱她。

这激情洋溢的开局，本满溢了希望的彼此救赎，由于地下室人对身份经年累月的斗争而中断了，在身份上的权欲追逐中，地下室人已经不知如何去爱，如何是爱，他唯一可以理解的爱意味着：

虐待和精神上主宰一切。我一辈子都无法想象还会有另一种爱情，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我有时竟会认为，所谓爱情嘛，就是被爱对象自愿奉献对其实施虐待的权利。我即便在地下室里自己的那些幻想中，也总是把爱情想象成一种斗争，它总是从仇恨开始，以精神的征服结束，而此后怎样处理被征服的对象，那我就难以想象了。

哪怕在歇斯底里的发作中突然被少女圣人般的天真，柔情，关怀与接纳激发了爱意，“我”仍然无法脱离斗争的怪圈，甚至迫不及待地否定方才发生的一切，强调自己曾怀有的假想：

我已经在道德上堕落到如此地步，已经如此远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致不久前我还以为她到这里来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对她大加指责、肆意羞辱；而我自己竟一点都没想到，她到这里来根本不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是为了爱我。

而狂躁而无声的逐客令下，丽莎穿好所有衣物后道别向门口走去，“我”在这最后一刻给到少女这局角斗中最后的致命一击：“我”在少女手中塞进了五卢布的钞票。少女把钞票和最后的希望都扔在了地下室人的桌面上，走向大雪纷飞的冰冷的街道，地下室人再一次地如过往一般做出肯定又否定的心理活动：

“为什么？跪在她面前，痛加忏悔，放声大哭，吻她的脚，哀求她原谅！我就希望这么做；我心如刀割，痛不欲生，我永远、永远也不会麻木不仁地回忆起这一时刻。然而——为什么呢？”我心里想着，“难道就因为我今天吻了她的脚，明天也许便不会憎恨她了？难道我能给她幸福？难道我今天不是又一次——第一百次认清了自己价值几何？只怕我会把她活活折磨死！” 我站在雪地里，凝视着昏蒙蒙的夜色，想着这一切。 “那不是更好，那不是更好吗？”在回到家里以后，我又开始幻想，试图用幻想消除内心火辣辣的剧痛，“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让她现在带着屈辱永远离去？屈辱，这可是一种净化剂；这是一种最辛辣、最痛苦的意识！明天我就可能玷污她的灵魂，使她心力交瘁。而屈辱从今而后将永远不会从她心里消失，而且无论将来等待她的是多么肮脏的污泥——屈辱将会提升她的精神、净化她的灵魂……用憎恨……嘿……也许，还有宽恕……不过，这一切真会使她感到轻松些吗？”然而，实际上，我此刻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聊的问题：哪一个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请问，哪一个更好些？

不像在送别会后急迫地给同学寄出自己的道歉信，这一次地下室人站在少女不知去向的十字路口上，选择在沉默中做最后的收场，出于深刻又明确的自省，出于一种模糊无法认清的爱意，出于愧疚，出于惭愧，出于有心无力，他只会在反复地歇斯底里发作中把少女的灵魂给磨灭殆尽，这一生都已如此度过，凭什么在此奢求一个忽然转变的奇迹？这止息的拉锯追逐与无言的送别实现了另一形式上地下室人对己对彼的苦难救赎。

2022年11月24日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演讲摘录

1＞反教条主义： 「我们比较确定的一点是，病态的事物也以和灵感类似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画上一条分界线。如果你们是精神病学家，而我向你们呈现一个特定的案例，之后你们很可能会说，这个当事人是一个疯子。但是出于以上的原因，我不会立刻说这个人是疯子；只要他还能以某种方式解释自己的行为，能让我认为，能够和他进行沟通，那么我就不会说这个人是疯子。事实上，疯癫是一个非常相对性的概念。比方说，当一个黑人做出某种行为，我们会说，「这个人疯了」，因为白人不会有这样的行为举止。一个黑人做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预料的，但白人做这件事，就成了难以预料了。所以说，疯癫是一个社会性概念；我们运用社会性的约束和定义，来区分精神失常。」

2＞神经症的引发原因与疗愈措施： a. 引发原因：原型压抑 「原型意象的投射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事实上，它们必须被投射，否则它们会淹没一个人的意识。问题纯粹是，我们必须要以一种合理的形式，来承载这些原型意象的投射。」 b. 治疗改革：原型革新 「大多数人已经无法再通过这些传统的象征符号，表达他们的非个人价值。 因此他们必须寻找一种个人的方法，使他们的非个人意象得到某种给定的塑形。他们必须维持这种形式，必须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继续生活，否则病人精神的基本功能会被解离，之后他会陷入神经症，迷失方向，并且陷入自我矛盾。但如果他可以物化（objectify）非个人意象，并和这个具象保持联系，他就能和最重大的心理功能保持连结，而这部分功能，在意识的萌芽阶段，一直是由宗教信仰所照料的。」 c. 原型补充：激活 「或许有些特质属于祖先，只是被以情结的形式埋在心中，但它们有自己的生命，却从未被吸收到个体的生命中，之后由于未知的原因，这些情结被激活，从无意识包围的沉默中走出来，开始主导整个心理。」 d. 个人案例：原型冲突的不和谐补充 「无意识并非完全与意识相对，它与意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非理性。我们不能从意识演绎出无意识。无意识自身也会去平衡，就像意识一样。当我们遇到像莎乐美一样的夸张形象时，我们在无意识中会有一个补偿性的形象。如果只有莎乐美这样一个邪恶的形象，意识就需要建立屏障以控制这个形象，即形成一种夸大的、狂热的道德态度。但我没有这种夸大的道德态度，因此我认为以利亚补偿了莎乐美。当以利亚告诉我他总是和莎乐美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么说几乎是在亵渎上帝，我有一种跳入残酷又充满鲜血的氛围中的感觉。」

3＞外倾必然：环境决定选材 「我所讲的视野范围是我的行动范围，我的影响范围取决于我的行动范围。这便构成我的面具，但当我主动行动的时候，我的活动也只有在你接收的时候才作用到你身上，我的出现得益于你，我不能独自完成。换句话说，由于我对你的影响和你对我的影响，我在自己周围制造了一个壳，我们将之称为人格面具。事实上，壳的存在并非是有意的欺骗，只是由于关系系统导致我永远无法摆脱客体对我的影响。只要你生活在世界中，你就离不开人格面具。你可能会说，「我不想这样，也不想要人格面具」，但你抛弃这一个人格面具，就会带上另外一个，当然，除非你生活在珠穆朗玛峰上。你只能通过自己对别人的影响来了解自己是谁。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创造自己的人格，意识也是如此。」

4＞敲响警钟：科学主义的蚕食 「西方人不需要更多地压过自然，无论是外在自然，还是内在本性。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已经有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西方人所缺乏的是：他们要自觉地认识到，和外在自然、内在本性比起来，他们都是卑微的。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本性就会毁了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灵魂正以一种自杀式的方式在反抗他们。」

5＞原型是先验性的精神『器官』 「比较宗教学和神话学当中具有诸多这样的原型，梦和精神错乱的心理学中也如此。在这些鲜活的意象表达和其试图表达的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虽然你可能认为人类心灵超越时空，具有巨大的相似性，但是这种一致性还是经常会让你觉得：这是一段从远古而来的、最狂放的心灵旅程。实际上，原型的幻想形式（fantasy-forms）在不同时空中都是自发产生的，根本没有任何直接传播的踪迹可循。心灵具有结构化特点，这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就像身体的一致性一样）。因此也可以说，原型就是前理性心灵（pre-rational psyche）的「器官」。它们都传承于起初无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式和观念。这些具体内容只是出现在个体生活中，个人的体验在这些精确的形式中得以体现。」 「因为正如人体的器官一样，它并非仅仅是一些不同的、被动的物质团块，而是动力的、功能性的综合体，器官本身即非常重要；原型也如此，它如同心灵的器官一样，是具有动力性、本能性的综合体，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心灵的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其称为无意识的主导因素（dominants of the unconscious）。这种由普遍存在的、具有动力性的形式构成的无意识心灵的层面，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据我所知，个体并不会具有出生前或者前胚胎记忆，但是其中无疑存在着在世代间延续的原型。原型没有具体内容，因为个体最初没有任何经验。只有在具有个体经验时，这些才会进入意识层面，形式才得以显现。」

个人笔记

1＞理性主义的区分 如果人带着评判的目光尝试要去摘清它，就已经开始变成亵渎它，触及本质不是倚靠言语而仅仅只能仰仗体验，拆解言灵之时即为坠入污浊之际，实现严丝合缝地浸融于层峦叠嶂的规章仪式里：不可言说其背后深意的举止之谜，当你践行时就已在见证神迹。 以及由精准定性联想而命名它背后唯一成因是「西瓜」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人会发现苹果桃子李子梨，时代性的传统或是时代性的研究，在下一位传统或研究者手上就又被推翻，而它究竟会生成什么的可能性是叠加的，发现的一颗星宿背后意指着这一片将会有群星，被唤醒的，被激发的，无法被概括的自发存在的，并非是为了病态地避免做出行动，而本身就是已有的「愿景」爆发性地释放，「愿景」所联系的身后的意象通往古老的部落文明，通往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而存在后会逐渐补充愈发丰满的「一种预设」。而其中之一的力证就是：如果人类的灵魂/内核/本质（无论你要怎么概述它）是虚无/空洞/零（无论你要怎么概述它），那么人类历史就不应该延伸出各种千姿百态的文明。过去的宗教文明统称这种「预设」叫神，过去之人都能察觉到的现代文明更不应该未能察觉到，哪怕是谦逊地承认它的未知，而非因为科学的崛起仅仅去享受击碎过往文明不合理外壳的优越，就忘记了自身对于尚未揭晓巨大谜题的无能与无力。一旦强调一项主旨的全能，就容易步进停滞乃至倒退的深渊。

2＞原型『器官』的应用案例：莎乐美 一开始作者的立意也许只是想抨击一种特定的邪恶，但抨击邪恶本身是难以阐述的，必须给它赋予一个具象的形体，但一旦给一种属性赋予形体，它就必然掺杂其他的个人偏见/倾向等等的杂质，莎乐美之所以作为一名巫女的刽子手形象出现是有多重原因的，即便人以理性只能出于偶发的契机去倒推出自身的其他私心。于是我意识到当自己举例子的时候第一反应也会下意识地举「具体形象」的例子，构造一个人，一件物，一桩事，无法纯粹地以事物本身解释本身，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这几乎是一种本能，一种认识世界形态的人类的本能，如何认知数理化，如何认知政史地，以及等等等等，被人类赋名为「理智」「理性」的东西，那种因果也是被虚假地构建起来的，火和热也许没有必然联系，冰和冷也许也没有必然联系，人认为它们有关系并坚信自身的这种认为是一种「理智」，实际上那些通过所谓类比共同点认识世界的习性也许只是作为人的本能，就像蜂类做蜂巢，蛛类结蛛网一般，一类纯粹的本能。 就像为什么如同约定俗成一般在梦中显现的固定的原型现象或方位等等，为什么下雨的意象带着一种释放，为什么拉马努金把公式都归功于他的女性神明在梦中的指引，人通用于日常的认识模式是一种既定的「基因」，一种『器官』功能，这一迹象也并不罕见神秘，就像蜂房几何形状完美的六面体一样是蜂类通用的天赋（天赋作为中性词），当人类以为某项事物是人类的创造时，实际上只作为以人类有限的认知功能做出的拓展，某种意义上的宿命论：人所做之事都是人所能够做出的，一种纯粹的在有限地带来回上下跨越刷新的阶梯。以人类视角去认知世界的行为被人类概括成伟岸之举——蜂群会为它们的蜂房自豪而感到自己无所不能吗？也许这种有限的无所不能的体验也正作为无伤大雅不需诟病的生命需求之一。 『器官』的激活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从神话开始的时代（神话的开启即伴随着人类意识文明的开启），那种具像化的阐述就至此应运而生了，更纯粹更直接，这正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蜂筑巢蛛结网）。本能的精神『器官』。

Conclusion：

在这一体验中几乎是立即意识到了为什么抽象概念的基督或者佛在传教过程中有了具象具体的「人」的形象。也许「道」的无形只是出于一种幸运的巧合。 并且开始理解：当人说基督/佛/道是什么的时候，那它们就不是什么。但当自己这样提心吊胆给出结论的时候又觉得是不是不够谨慎或者会不会是一种误判。以及一些意外发现，不仅是炼丹和算卦，还有《山海经》，以及东方远古细分到体系都出现矛盾的神话合集，意外之喜也正是，它越矛盾，越奇异，也就越纯粹。

3＞感受或情结的特殊意义 人所目即的超不出体验，特殊意义只在材料的应用与表现，最初感受和最优感受才由此显得重要。什么奠基情结，先天或后天，蓝图怎么铺展，无非是作画，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哪一个敢说是不变的铁律？传统或伦理都是狂妄的，轻信的，轻浮的，不值得留恋却可以发挥价值的。歌颂之物不在于其内核，仅仅在于于己特殊的体验本身：强调它的至高无上绝世无双之感，也仅仅是出于个人。哪一区域被激活，蜂拥而至的原型需求：于是就想起过往对《河的第三条岸》的解读：真理的摇晃——你背叛不了自己向往体验的本心，至少无法接受不向往体验的实现，抗拒索取与寻求本身，都是出于当下既定的本能，扭曲会导致神经症：自我戕害的部分，它闪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