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的革新与局限
2022年12月20日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的革新与局限
一
精神分析的诞生拉开了新学科蓬勃发展的序幕，随之兴起不少由精神分析演变而来其他门派的璨然新星，尤其在不久后衍生而出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中，以个人细腻尖锐又锋利独特的视角建立起分析理论推动理论心理学发展的女性精分学者卡伦霍妮当属其中之一的佼佼者。《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作为霍妮的代表作之一，详尽地在文本中表达了霍妮学说的中心思想。
霍妮的理论在对弗洛伊德建立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建立，同时还结合了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会对人造成的个性方面的影响，相较于传统精神分析的泛性论过于强调生物科学对人的作用而忽略文化氛围对人的作用，霍妮则直接亮明自己的反对态度，表达出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她对文化因素的重视，她强调到：
尽管人类学家或直接或隐晦地提及过，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有诸多差异，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亦是如此，但这一点依旧很少人能够理解。正如萨丕尔所说，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便是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的含义。
而霍妮强调人类学的意义的同时，也在借此机会反驳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的“理性”是不可靠的：
如果更进一步运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有关人性的某些观念可以说简单而天真，就譬如，我们总认为竞争心理、兄弟不和、夫妻恩爱乃人性使然。事实上，我们对“正常”的理解，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认同的行为及情感标准，社会将这些特定的标准强加于其成员身上。但由于文化、阶段、阶级及性别差异，这些标准也不尽相同。
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弗洛伊德得出许多不恰当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认知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一成不变地遵循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忽视文化因素，才致使精神分析看起来似乎潜力无穷，不过，精神分析实则已经穷途末路，只能靠滥用晦涩难懂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撑场面。
在这一肯定文化作用与批判传统精分局限性的前提下，霍妮后续围绕“焦虑”论述的关于权力、财富、竞争、拒绝竞争的神经症倾向等的个人理论也由此展开。
二
正如弗洛伊德强调性欲，阿德勒强调权欲，弗洛姆强调占有一般，霍妮也以个人多年的研究经验得出了自己理论之下要重点陈述的中心概念——焦虑。霍妮指出：
若是撇开表面现象，直接深入引起神经症的根源问题中去，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神经症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焦虑，以及神经症患者为了对抗焦虑而建立起的自我防护机制。
焦虑的生成，既可能纯粹地属于人的本能范畴，如在生死攸关的危机场合下诞生的恐惧感，像所有生物都会共有的反应一般，霍妮认为焦虑和恐惧正是同一本质在不同程度上的变体，绝大多数常态下的神经症的衍发正由此而来。但焦虑的生成也可能属于文化范畴，出于不同文化时代对安全感的不同定义：有的时代意味着财富就是安全，而有的时代不需要追求财富也能从权欲或其他事物上获得安全感，安全感的缺失便导致了焦虑诞生。这一类型的焦虑便是由文化局限性导致的。
同时霍妮也指出文化局限造成时代性处于健康范畴内的焦虑症也可由文化性的保护制度解除或减轻，并且比起自身建立起的防御机制，遵循时代规则的保护制度显得更“经济划算”：
存在于文化环境中的恐惧通常会因某些保护制度而得以消除，例如禁忌、仪式、习俗等等。一般而言，相比于神经症患者自身建立起的防御机制，这些依据保护制度而建立起的恐惧防御机制显得更为容易且经济。因此，正常人虽然无法逃离自身文化所带来的恐惧，无法摆脱这一文化下的防御机制，不过总得来说，还是能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能享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学会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提供给自己的种种机会。
而焦虑既是正常人身上的常态，又是神经症爆发的诱因，那么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由这种文化性焦虑诞生，霍妮反推出神经症患者与常人的区别：“反过来说，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带来的痛苦限度以内。”
随后霍妮更详尽地描述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本质与行为上表现出的现象差异：
神经症患者总是试图寻找妥协的办法，在这里不妨称之为病态的妥协办法，因为相比于正常人的解决方式，他们的妥协不仅难以令人满意，甚至会以损伤其人格的完整性为代价。
虽然人们对人格结构了解不多，但却仍然可以从所有神经症中辨识出两个特征：一是反映方式上的固执，二是潜能和实现间的脱节。
神经症是一种由恐惧、由抵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试图找出缓和冲突倾向的妥协方式而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角度出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导致其行为偏离特定文化中大众普遍的行为模式时，我们才能称之为神经症。
即便在精神分析领域上，作为女性研究者的霍妮仍在论证部分指出了察觉到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对两性角色的区别对待：
……为什么这种反应多见于女性而不是男性，我们可以从文化背景中找到原因——我们的文化将成功视为男人的领域。当然，这种反应并不是女性天生固有的特质，因为如果将情形反转，女性变得更加强壮、更将聪颖、更加成功，那么男性也会有同样的行为反应。因为我们的文化坚信，除爱情外，男人在一切领域都比女人更加优秀。如果这种态度出现在男人身上，那它很少会披上崇拜的伪装，而是常常会公开、坦率地表露出来，直接损害女人的利益和事业。
也许是因为霍妮所持理论观点与传统精神分析的观点不同而导致与研究所内其他同事产生分歧，也许也因她对外提出人也可以以“自我分析”的形式去替代价格高昂的咨询进行自我疗愈授人以渔的观点动到了分析行业从事者们的蛋糕，最终于1941年，研究所剥夺了霍妮的讲师资格，而霍妮指导个人分析进而自我疗愈的《自我分析》也于次年出版。
三
霍妮在序言部分就已指出她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具有局限性：
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整套理论，那么，我这里所提及的一切对你而言都称不上是精神分析。但是，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根本是某些特定的基本思路，其目的在于解析无意识过程的作用以及这一过程的表现方式，并且以心理治疗的方式使这些过程得以察觉，那么，我这里提到的就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我认为，全然拥护弗洛伊德的理论，会使我们面临僵化的危险，即我们在神经症中只能发现那些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东西。这是一种会导致精神分析停滞不前的危险。
而除了指出这种停滞的威胁之外，后文霍妮就推翻泛性论的统治地位，否认俄狄浦斯情节的绝对性进行了相应的精彩论证：
何况，如果我们完全按照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没有得到满足的力比多是追求爱的驱动力，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在一些从生理学角度看性生活非常满足的人身上，为什么也同样能发现他们对爱的渴望以及这种渴望带来的病态表现——强烈的占有欲、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或觉得自己不被需要等等。这是因为这些情况毋庸置疑地切实存在着，说明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性领域外的范畴。
……总的来说，正如“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样，看起来像性欲的反应也不一定就是性欲。事实上，大部分看起来像是性欲的反应，都和性欲没什么关系，那只不过是一种对安全感的渴望。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们对性的态度确实有很大改善，我们在性关系中更为自由，也更有能力获得性满足。后一点尤其适用于女性，人们不再普遍认为女性应当有性冷淡的特质，反而觉得那是一种缺憾。但尽管人们的态度发生了种种变化，这种进步依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程度。因为今天的许多性行为更多地是作为心理紧张的宣泄手段，而不是由真正的性驱力推动的。性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镇静方式，而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或欢愉。
精神分析的观念里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文化情境。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不辞辛苦地肯定了性应有的重要性。但在细节上，许多被视为是性欲的现象，实际上是复杂的神经症的表现，尤其是对爱的病态需求的表现。例如，对医生的某些性欲，通常被认为是对父亲或母亲的性固着作用的再现，但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一种真正的性渴望，而是为了缓解焦虑寻找的一些安全保障。病人常常讲述自己的各种想象和梦境，表现自己想回到母亲怀中的渴望，或是干脆表现出一种想要回到母亲的子宫中的愿望，这种愿望暗示了一种对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但是，我们可别忘了，这种明显的移情表现，可能只是患者渴望得到爱或得到庇护的一种形式。
即使将病人对医生的性渴望理解为其对父亲或母亲性欲的再现，那也不足以证明幼儿依赖父母实际上是一种性依赖。确实，大量证据表明，成年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出的爱与嫉妒的特征，也就是那些被弗洛伊德描述为俄狄浦斯情节的特征，很可能在其童年时代就已形成，只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么常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人类自发的一种心理过程，而是多种不同的心理过程互相影响的结果。它或许只是儿童作出的一种相当简单的反应，可能源于父母充满性色彩的爱抚，也可能源于目睹了性场面，又可能源于承受了父母盲目的爱。但另一方面，俄狄浦斯情结可能又是某种相当复杂的过程的产物。就像我之前说的，在那些为俄狄浦斯情结发育提供了条件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的心中往往存在许多恐惧与敌意，而在他们压抑自身恐惧与敌意的同时，心中会产生种种焦虑。我认为，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主要原因为孩子为了寻求安全庇护而紧紧依附于父母中的一方。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这种疯狂滋生的俄狄浦斯情节，恰恰显示出了神经症患者对爱的病态需求的诸多特征和倾向，如对无条件的爱的过分需求、嫉妒心、占有欲以及因为被拒绝而产生的仇恨心理等等。事实上，这些病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引发神经症的根源，而不过是一种神经症的表现形式。
同样霍妮也强调了对非理性因素作用的重视：
我们可以感受爱、感受愤怒、感受怀疑，但这些感觉十分短暂，以至于它们还没进入我们的意识中便被我们遗忘。这些转瞬即逝的感觉之间可能确实毫无关联，但它们的背后却可能同样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动力。我们对某种感觉的感知程度并不代表着其真正的力量或重要性。回到焦虑这一问题上，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焦虑，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已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即便未有深入地领略精神分析学科的完整图景，我们也能领悟到精神分析带给人们的启示之一就在于：提高个体对理性的警惕。理性既可以成为便捷生活的道具，也可能成为拖延发展的困境，过分信赖理性，反而会蒙蔽人对真实的觉察。
四
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的前提正是生物科学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性，这种科学主义的霸权在于它给出了一个“可证伪/可推翻/可重建”的前提出来，然后以此为契机威严而不失霸道地垄断。尤其当涉及到它尚未明晰的领域去时，那种与生俱来的不谦逊便高调亮相了：在现有基础上开拓一片新的疆土，为了验证自己需要的答案寻找可用于验证的材料，对于以另一频率出现的所谓“巧合”或“误差情况”，就算用一些概括性词汇抽象概述它或直接忽略它，也不肯就此承认自身的局限性。
即便霍妮抨击弗洛伊德的生物科学至上的泛性论，或简单批判阿德勒理论的过于单薄，但最终这些批判却也回归到霍妮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局限于“焦虑”并止步于批判性吸收传统精神分析学说后的短浅。霍妮继承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泛性论外另一重意义上的科学主义霸权，过度依赖防御机制的套用，进行过于绝对化的表意：任意带有神经症症状风格的不合常理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内容都在于借此避免改变自身的某种创伤体验，一个行为背后必然有“避免”或“抑制”的动机，借此借彼而达到某种目的。他们没有就其他鲜明的可能性进行后续的推论或推断，又无法对未知进行清晰地证伪，最后定论称这种未知只是无意义的表象，联系着背后的防御机制，联系着不愿改变现状的心理惯性。
这种轻而易举把一切都归入“无意义的表象”的果断也意味着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定型的思维条件也让人习惯于先入为主地给未知盖棺定论了。这种理性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它们都以一种权威的形式排除那些对自身学说建立无益的“干扰选项”，以保证自身学说底层原理运行的纯粹与通畅，但这种坚决的肯定或否决又形成鲜明的弊端：鲁莽地划定范围后，于是便局限于这小小一片天地内的推演与创造，绝口不提其他可能与所谓“常态化”更为接近的内核与现象背后的隐因。
而这种人为设置的禁锢就如因为主动放弃拓宽视角而原地打转地自顾自地停留，越是注意那一块狭小而曾适用于某方面的重点，越是会仅仅局限于此。如果无法放下手上这一块挖出来的西瓜，总会错过整片果园逛不完的全貌。逛不完是既不意外又不遗憾的常态，但因执着于西瓜便声称果园里主要有西瓜乃至只有西瓜就是一种引人疲惫的乏味了。
纠结于某一种有限水果的宏观意义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还有研究者会相继声称发现了果园里的主要产物是苹果桃子李子或梨，那些上一个时代遗留的传统或研究，在下一个时代与传统的研究者手上就又被推翻，这种水果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果园究竟会生成什么？这些可能性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会是叠加的，是否会有定论，何时会有定论。局限与推翻成为常态，而真理也不见得在其中真的会越辩越明。但每一种解释都为它的作用处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正如霍妮对文化性的“保护制度”的肯定，即便每个时代它都会更新替换，但在每个时代它们都作为时代的工具发挥自身的效用。传统或伦理都可能成为漂浮的，轻信的，短浅的，不必留恋却可以彰显价值的。在这些实用性中，对真理的追寻便不再是急迫的，对真理急于进行盖棺定论的意愿更是成为仓促而狂妄的。
生活不会因真理没有被揭示昭告而驻足，时间总在流动，在逝去。相比执着于不断追寻试图找到生命的真理究竟归属于精神分析中的某一段学说，还是归属于某种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的解释，不如选择自我所适应所向往的那个答案，“答案”只指出方向，生活才是在路上，画一幅怎样的蓝图成为我们所唯一能做到能去做的，这是生命本身，即便我们无法知道它究竟具有任何意义。